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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文匯報》報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昔日輝煌一時的徽商與晉商早已湮沒在中國的歷史長河。當2003年中國內地傳媒高調唱響“浙商”之后，蘇商、滬商、新徽商、新晉商風起云涌，中國商幫堂堂正正地再次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商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
借鑒徽晉商做強新浙商
站在2007與2008年的交界處，由政協浙江省委員會、長三角(浙江)民營經濟研究會、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中國民營企業峰會組委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民營經濟可續發展論壇——借鑒徽晉商做強新浙商”在杭州舉行，一場以徽商與晉商興衰為參照點，探索浙商乃至中國現代商幫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盛宴正式拉開了序幕。
100年以前的1907年，正是晉商“聚寶盆”山西票號到達巔峰頂點的時期，晉商代表之一的祁縣“合盛元”票號在日本神戶、東京等地落地生根；平遙“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然而接下來的1908年卻是晉商盛極轉衰，虧損千萬，走向末路的開始。
一百年是一個巨大的輪回，歷史將會是簡單地重復，還是突破舊時的軌跡，開創一個嶄新的“中國商幫時代”呢？2008年之后的浙商又該如何保持長盛不衰呢？
晉商富甲天下
中國歷史上的商幫大體上崛起于明清時期。晉商、徽商是其中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兩大商幫。“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正是當時盛況的寫照。
晉商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依靠與朝廷之間的結托關系，形成了對鹽、礦等資源產業的壟斷，因而富甲天下，“山西票號”的出現可以看成是中國銀行的雛形；徽商輝煌了350余年，有“無徽不成鎮”的美譽。然而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紅頂商人”成為了徽商的代名詞。
徽商仁義誠信
由于其過度依賴封建朝廷的歷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缺失，注定了徽商與晉商無法成為主導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晉商博大寬容的經營胸懷、兼容并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徽商仁義誠信的儒商文化都被浙商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
“浙商”的提法是在最近的3、4年間才出現的，香港人或許對浙商還有些陌生，但是對以船王包玉剛、邵逸夫兄弟以及前特首董建華之父董浩云等為代表的“寧波幫”應該是耳熟能詳。然而寧波幫也僅僅是浙商中的一個分支。
“東南形勝，錢塘自古繁華”，浙江，歷來都是中國的魚米之鄉，富庶之地，得益于地域的優勢，晉商很早就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而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揚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巖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余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見證了一代“紅頂商人”的興衰；其末代傳人、正大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于20世紀末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新詩篇。
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著現代浙商與徽商晉商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作者:何暉、張文、白林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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