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生

　　宋徽宗時期的蔡京，智商情商一流，文章書法一流，可惜有人氣，沒人品；有才學，沒節操。后來四起四落，繁華落盡，被貶海南儋州。還沒到流放地，就以八十一歲高齡死于潭州。

　　至于死因，《大宋宣和遺事》說是窮餓而死。蔡京善于謀官，善于理財，還善于養生，家財億萬，怎么會餓死？據王明清《揮麈后錄》記載：蔡京名氣大，名聲臭，一路南下，商家店鋪結成行業同盟，堅決不賣飲食給他，有錢買不來東西，還招來口水謾罵。堂堂原太師，一代大才子，最終窮途末路，餓死于湖湘道路。

　　蔡京的悲劇源于他扭曲的價值觀。想當年，身居高位的蔡京曾經感慨說：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南宋時期的倪思將蔡京的“兩好論”當作座右銘，隨時審看自省。

　　倪思不是要學習蔡京，而是譴責蔡京，警醒自己：為人為官，先得做好人，才能做好官。這實際上是古人訓誨子孫為官的第一原則，衍生的行為規范就是清廉自守。

　　唐代柳公綽家法謹嚴，柳仲郢也以禮法持家，到了孫子柳玭這一輩，秉承父教，正直清廉。柳玭清廉到什么程度？他擔任嶺南節度副使的時候，衙門里面橘子熟了，被小孩、下人摘下吃掉。橘子沒法交公，但柳玭按照市價將橘子錢繳納官府，不貪一毫便宜。

　　柳玭不是作秀。他的觀點很通透：當爹的怎么做官，兒子就會怎么學樣。這是身教，是示范。他還教導子孫：做官發財不可兼得，只要想做官，就別想發財。

　　晚唐五代士大夫、軍閥貪暴無度，士風大壞。宋代知識界力求恢復道統，楊萬里的兒子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士大夫為官，只要清廉自守，就有七分像人了——因為公平、忠誠、仁慈、明慧四大品格都由清廉而生。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詩人陳與義有兩句詩很有名：“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南宋評論家羅大經說得更直白透徹：做官要貪取一文，那就一文不值！

　　清人鐘于序在家法中勉勵子孫：清貧立品，且圖無辱無榮；勤儉持身，更可漸充漸裕。人一輩子，無論為官為民，只要能堅持清貧守節，就能無榮無辱，安然度過；只要能勤儉持家，家業家用自然日增日富，過上小康日子不成問題。

　　明代的薛瑄將廉潔分為三等：第一等是高人，明理見性，自然而然，非分之利，不動心，不妄��；第二等是強人，崇尚名節，耿直忠介，一絲不茍得，還嚴禁他人伸手動手；第三等是凡人，畏法保位，勉強守德，雖然動心，但不敢伸手。

　　從結果上看，不妄取、不茍取、不敢取，三者的效果一致，但從境界上看，前兩者明顯高于后者。從歷代官員的自我反省和家法規范來看，追求的恰恰是前兩個比較高遠的目標。

　　實際上，古人訓誨子孫清廉自守，除了追求良好的道德操守這種高尚目標外，還有更現實、更切身的利害關系：家族的榮譽和安全。如果子孫為官當政被財色蒙蔽良知，陷身貪腐泥沼，不僅品格盡失、官聲敗壞，一旦出事，祖先污名、父母受累、子孫蒙羞。

　　這就是歷代家法訓誨子孫為官清正廉潔的真正動因。為防范子孫為官失德敗行，很多家族有著極為嚴格的制約措施。比如與蔡京同時代的包拯，在家訓中嚴厲訓示：“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同時代的趙鼎，被后世稱為中興賢相。趙鼎在家法中單列一個小冊子叫《治家三十項》，其中特別談到用家族租課收入貼補家族子孫的日用，這筆錢叫“椿留錢”。一般說是人人有份，但因貪贓罷官的子孫，不得分享。

　　到了后來，家族反腐敗走向極致，成為反腐倡廉的先聲。比如浦江鄭氏的家法規定：鄭氏子孫如果做官貪污受賄，敗壞家族聲譽者，生則從宗譜上涂消姓名，死后不得進入鄭家宗祠，也不能上譜列位擺神主。削譜是家法中最嚴厲的處罰，是直接斷絕血緣認同和家族聯系的極端措施，代表了一個家族的決絕勇氣和道德持守。

　　家教就是政教的源頭和基礎。家族自治法不僅是訓誨子孫為官清正的道德場域，也是反腐倡廉的第一道防線。從這個意義上講，蔡京的“兩好論”不僅是個體人生的失敗，也是家族教育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