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宋史·列傳卷五十二》中，記載了北宋名臣張詠的一次斷案：有戶人家后輩爭家產，官司打至張詠處。女婿說岳父臨終時，其兒子才三歲，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資產；而且岳父有遺囑，叫他日后將十分之三的財產，分給其兒子，其余十分之七歸自己。

　　張詠看了遺囑說：“你岳父是個聰明的人，因兒子年幼，所以托付給你。如果將大頭給兒子，那兒子就會死在你手里了。”之后，張詠判令將家產十分之七給兒子，十分之三給女婿。

　　張詠面對的，其實是一個情與法的選擇。有憑有據的遺囑，是法理，而從人之常情去判案，看似主持了公道，細究起來，卻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為不能排除，其岳父的遺囑是真實意愿。張詠斷案不免有著硬傷。

　　馮夢龍著的《智囊》中，也記載了一則斷案。胡霆桂在南宋理宗開慶年間任鉛山主簿，當時私家釀酒是被嚴令禁止的，違者輕則受鞭笞之刑，重則有牢獄之災。

　　有一婦人因與婆婆有嫌隙，便舉報婆婆私自釀酒，胡霆桂聽后詰問她：“你對婆婆孝順嗎？”她說：“孝順。”胡霆桂又說：“既然孝順，那就代替你婆婆受罰吧。”然后按照法令來責打她。此事傳開后，官府的政令變得暢行無阻，鉛山縣因而得到善治。

　　媳婦告婆婆，且有事實依據，于法，應當按律嚴肅處置；于情，一旦縱容媳婦檢舉婆婆，可能告密揭發之風將盛行，造成更大隱患。胡霆桂以孝順為名，杖責教育了婦人，既維護了律法權威，又維護了倫理秩序，實現了法律與道德的兼顧、法與情的交融，當其時代，是個睿智又高明的做法。

　　情與法的沖突，不在于二者自身的屬性，法的制定應符合人的權益，人之情理不可凌駕于法之上。在實際生活和百姓的心中，不悖公序良俗、不違公平正義的律法，才能深入人心、行之有效、走得更遠。律法并不是冷冰冰的條條框框，而應是循人性、講情理、有溫度的約束，理當執行得讓人心悅誠服。作為一個社會人，不褻瀆律法、不違背良知、不漠視真理，才不會暗淡人性的光輝，丟失真善美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