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錢

　　問責是推動工作落實的一個有力抓手，所謂“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已經成為一種工作常態。

　　筆者前段時間去鄉鎮調研，與一位基層干部交流如何看待問責這個問題。這位干部說，只有問責，才會讓人知道“責任”二字重千鈞。基層干部不怕問責，不過普遍害怕亂問責，尤其擔心不是我的責卻問到我的頭上，平白無故成為一個“背鍋俠”。

　　因而，問責決不能簡單地“問你沒商量”，而應該精準問到責上，才能讓被問之人口服心服。

　　在法治社會，任何要他人為或不為的責任或義務，其來源都必須明確而正當，才能給人以穩定的預期，并被自覺履行。根據法理學原理，無論是個體還是組織，其責任或義務的來源，可以分為四類。

　　一種是“天定之責”，也就是“天職”。《荀子·天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也就是說，這種責任不來自官方文件，也不來自上級命令，而是一種使命的驅使或道德的感召。我國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一直有一種比較濃厚的天職或天命意識。比如，宋代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現代社會，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醫生以救死扶傷為天職，老師以教書育人為天職，政府工作人員以為人民服務為天職，既是一種社會共識，也是相關職業的基本道德操守。

　　對天定之責，唯有敬畏，無須人去問責，人也無資格替天問責。恪盡天職，完成天命，既是天地育人的目的，也是人自立于天地的前提。因為不履天職，會遭天譴，正所謂“天命不可違，蒼天饒過誰”。

　　另一種稱為“法定之責”，就是根據法律、政策、指示、命令等對具體崗位或特定人員規定的責任。在法治社會，職權責三者是相統一的，在什么職位上行使什么樣的權力，就得擔負什么樣的法律責任，權力必須行使，責任不可放棄，也不可轉讓。

　　現代法律責任主要是過錯責任，即讓一個人對他有過錯的行為負責。這在道德上具有正當性，在實踐中具有必要性。所以，法定之責必須問，而且必須主動問，不作為或亂作為均需承擔責任，以體現“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如果一個組織或一個干部，因為在履行法定之責上有過錯而被問責，一點不會冤枉，群眾會拍手稱快。

　　第三種謂之“約定之責”，即通過契約的方式來確定合同雙方的義務與責任。比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比如“我負責賺錢養家，你負責貌美如花”。西方政客與選民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也是一種約定之責，即你給我投票，我給你承諾。

　　約定之責應該問，以保護誠信，懲罰失信，促進整個社會養成平等交易、重信守諾的契約精神，促進人類的文明和諧。

　　但因為契約只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對于約定之責，守約的一方可以依據合同的約定和法律規定的程序，要求違約的一方承擔民事責任。公權力機關則應該秉持“民不告，官不理”的原則，不輕易介入，更不能以問責之名“拉偏架”。即便一方是公職人員，其在民法上，也與另一方具有同樣平等的地位。因此，約定之責要謹慎問。

　　還有一種，筆者借民法中“意定之債”的概念，將其稱為“意定之責”。這種所謂的責，實際上是某人單方面的“意思表示”，既無法定依據，也非依法定程序，甚至不需對方同意，僅憑個人的地位或權威或意志，即“說一不二”“一言九鼎”。對方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比如，某中學校長曾訴苦說，文明創建中，學校圍墻之外100米范圍內，衛生和秩序要由學校負責。其實這個規定就是某領導的主意。對學校來說，讓老師課余時間出校園撿垃圾，也可以做到，但如果垃圾撿不干凈、秩序維持不好，還要被問責，就既冤也怨。

　　因此，“意定之責”不可問，因為它常常是權力任性的產物，無依據，少標準，缺程序。如果硬要問“意定之責”，會導致人們的預期不穩，甚至無所適從。

　　如果說考核是工作的“驗收官”，那么問責就是“督戰隊”。如果能做到“天定之責”捫心問，“法定之責”必須問，“約定之責”謹慎問，“意定之責”不可問，是誰的責任就問誰，就能有效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喚醒各級干部的責任意識，激發出擔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