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錢

　　技術發展到今天，但凡可以精準測量的事物，或能被精確計算的東西，大數據加人工智能，都進行準確的預測或預報、設計或計劃。無論是烏克蘭上空激戰的無人機，還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無論是在核磁共振技術層層掃描后的病變苗頭，還是遠在幾千里之外臺風胚芽的“成長”軌跡……人工智能都能像“全知”一樣，表現出只有神話中才會有的那種超能力。

　　有人提出一種理論，可以把人工智能的這種超能力，運用到經濟計劃上，以解決“市場失靈”這個造成社會資源極大浪費的痼疾。

　　這種理論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在上世紀遭遇失敗，是因為經濟活動中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時甚至是彼此沖突的，這與計劃者有限的獲取信息手段和處理能力之間，產生無法克服的矛盾。而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雖然不能說專為解決這個問題“量身定制”，至少能提供最佳解決方案。所以，基于這種技術之上的經濟計劃，不但不會再重蹈覆轍，更可以體現出“構建理性”的巨大優越性。

　　確實，人工智能加大數據的發展方興未艾，很多應用場景是現在的我們所無法想象的。但是，人工智能再強大，應用在宏觀經濟計劃上，都不可能達到笛卡兒等十八世紀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家們所預想的效果。實際上，連一個需要自負盈虧的大型企業，也難以靠人工智能對生產經營進行精準計劃和設計，而不得不向“扁平化”方向發展，以靈活的決策機制處理多變更多樣的市場信息。

　　這其中，人工智能無法預測人的情緒變化，因而無法掌握人因為情緒變化而導致的行為變化，無法對這種行為進行設計，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經濟活動既是人一系列行為的過程，也是一系列行為的結果。人的行為，除去基于本能的基本需求之外，多數出于個體理性的選擇，還有一部分則由于人的情緒變化導致。

　　出于生命本能的基本需求，可以被預測被計算，因而可以被設計。比如一個人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熱量，需要多少毫升的水，正常情況下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不要說人工智能，一個家庭主婦都能估算出一個家庭一個月應該買多少米。

　　出于個體理性的選擇，則由于價值的主觀性和主觀價值的變化性，難以被計劃。比如今天早上喜歡吃饅頭稀飯，明天早上可能又想吃大餅油條。由于不可能使每個個體被計劃在不同時間作出同一選擇，也不可能讓所有個體被設計成在同一時間作出同一選擇。

　　所以，無論計劃者是人還是機器，都無法處理比海量還海量的數據，一個早餐饅頭，都可能把超級服務器“噎”死過去。

　　由于情緒變化導致的行為變化，甚至有時候連本人也會在事后覺得匪夷所思，讓人工智能去計劃，顯然更不可能。

　　近日，我在準備一趟回故鄉的旅行，計劃去超市買一些伴手禮。中午，根據自己的計劃，走進一個綜合體。大門口，保安讓掃碼，我沒有任何猶疑。電梯下到負一樓，準備進超市。超市門口一位工作人員擋住，又讓掃碼。我說，樓上大門口掃過了才進來的呀。工作人員說，進超市必須再掃一次。

　　面對層層加碼，如果我此時稍有點理性，我應該掃碼進場，完成此次購物計劃。手機就拿在手里，支付寶的頁面也沒有關掉，不會增加過多麻煩的。

　　但我一下子來了情緒，轉身就走，心里還念著：“你加我一碼，我少你一單，咱們誰怕誰！”

　　明明計劃好并按計劃進行著的事情，因這樣一點小事，導致情緒發生重大變化，并進而導致行為發生根本逆轉。這樣的情形，自己在一兩秒鐘前都無法預測，人工智能可能嗎？

　　這就是情緒的特征，沒有征兆，無跡可尋。

　　人都是有情緒的，或者說人就是一種情緒化的動物。喜怒哀樂，七情六欲，讓吃飽穿暖之后的人生，因經常變化而演繹出戲劇性的色彩，但也使人的行為捉摸不定，反復無常，“計劃沒有變化快”就成為常態。

　　說來有趣，消費的增長，經濟總量的增加，社會福利的提高，甚至人類的文明進步，可能都與人的情緒變化呈正相關關系。

　　比如，比男人更情緒化的女生，可能會因一點小事而生氣，并因此去商場大買特買，也可能因為朋友圈中的一個點贊而開心不已，并因此去小吃街狂吃一通。這一陣狂買，這一頓大吃，一定是超出其基于生命本能需求的增量。如果沒有這種因情緒變化而出現的增量消費，人類的經濟活動，可能永遠走不出簡單再生產的循環。

　　當然，情緒變化不一定導致狂吃大買這樣的“為”，也完全可能導致如我在某超市門口轉身就走的“不為”——這個時候，最先進的人工智能也得急流勇退，最強大的大數據也要退避三舍了。因為它們可能也知道，唯有情緒難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