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琤 田永官 

　　有宋以來，鄞縣人才輩出，從宋朝一門三宰相的史浩、史彌遠、史嵩之，到明朝首輔沈一貫、天一閣主范欽等，數不勝數。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又字厚齋，號深寧，南宋慶元府鄞縣人(今寧波市鄞州區)，早年為官，后辭官歸鄉專心著書二十年，是著名的經史學者，與胡三省、黃震并稱“宋元之際浙東學派三大家”。今年適逢王應麟800年誕辰。

　　滿腹經綸的曠世才子

　　王應麟少年進士，一生著述頗豐，有《玉海》《困學紀聞》《漢制考》《通鑒地理通釋》等共計34種，近700卷。其中，《玉海》《困學紀聞》和《三字經》較有代表性。

　　《玉海》是目錄學繞不開的大作，被清乾隆朝編修的《四庫全書》收錄，對其有按語曰：“《玉海》二百卷，附《辭學指南》四卷，宋王應麟撰。”《四庫全書》收錄的《玉海》包含天文、律歷、地理、帝學、圣文、藝文、詔令、禮儀、車服、器用、郊祀、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宮室、食貨、兵捷、祥瑞等21門。《玉海》是宋代目錄學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目錄學在宋代的新突破，為各門學科提供史料，其學術價值和學術史地位無可替代。

　　《困學紀聞》是一本重要的考據學著作，首開綜合性、文獻性傳統學術載體之先河，奠定了傳統典籍研究的基本模式，以考據之名居“宋代三大筆記”之首。與《玉海》相似，《困學紀聞》采用筆記形式，分類編排，這種文獻學式的研究，構建起廣博的知識結構。

　　《三字經》是古今中外耳熟能詳的“蒙學之冠”，啟蒙兒童700余載，經久不衰。《三字經》三三成句，朗朗上口，流暢自然且包羅萬象，樸實無華又意蘊深厚，正所謂“人不學則已，學則必從《三字經》入手”。毫無疑問，王應麟應是一位熱愛兒童、懂得兒童心理的蒙學教育專家，即便在入元隱居之后，他仍堅持兒童教育啟蒙事業。

　　《三字經》這本“袖里《通鑒綱目》”流傳至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精華”“糟粕”之論爭，但不管怎么說，實踐證明它無愧于被稱為千錘百煉的文化啟蒙經典。《三字經》仿佛一部高度濃縮的中國文化簡史，既有儒家的“中和”，亦不乏道家的“自然”，取眾家所長于一身，啟蒙兒童，烙印數百年中國人的哲學精神，教導不同情況下的處事原則、思想方法和行為模式。人們常說，“熟讀三字經，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禮”，“如能句句知詮解，子史經書一貫通”。

　　滿腔赤誠的遺民

　　南宋滅亡，王應麟“深自晦匿，不與世接”。對王應麟入元后的隱居生活，有關史籍上的記載惜墨如金、語焉不詳，多以“后二十年卒”等語一筆略過。對于文史研究而言，沒有記載，要么代表歲月靜好，要么代表諱莫如深。南宋重臣王應麟，這位深深懷戀故國的“南仕”，在大片大片的歷史空白中，以“浚儀遺民”署名著述頗豐，行文之中時間只題“甲子紀年”，不提年號，以彰顯其志。他在《閬風集序》中寫道：

　　舜侯贈余詩，曰“從來明月無今古”，此坡老所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余不足以當之，而教我之意厚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蓋朋友相勉之詩也，愿相與切磋焉。

　　任爾“浮云世事改”，我仍秉一顆明心，這是何等之忠心。雖我“此心明”，但亦可切磋意見，和而不同，這是何等之氣量。王應麟不是逃兵，他走得有理有據。宋亡后，故國之思仍在，心志托何物？唯前人之句可引。

　　人文合一的君子

　　翻閱王應麟著述，可見他對人與文之關系尤為重視。他堅持文與人相統一，在《困學紀聞》中，他說：“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偏向，難免帶有很強的政治考量和現實目的。經歷兩朝更迭，王應麟不自覺反思南宋的國運，身為朝臣文士，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與思路，去面對這件他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事。于是乎，他思考到最后，結果只能指向人和文。

　　表里如一，文如其人，是多數文人志士的追求。王應麟的這種堅持與他以君子身份約束自身是一致的，也影響著他個人對文風的喜好。譬如，他反對“卑弱”的文風，認為“卑弱”之文風出自“卑弱”之性格。王應麟并不是個純粹的詩文評論家，其對于詩文的批評夾雜了許多非文學的因素，包括自身的經歷以及他個人在道德層面的訴求。即便如此，也不影響他文學觀念的深刻和價值。

　　南宋后，王應麟未再出仕而終身為士，文心不滅。《玉海》《困學紀聞》《三字經》三者如若各歸一人，三人也當青史留名，卻獨歸王應麟一人。既有赤子心又富愛童心，文史哲人王應麟，八百年華如水去，三千文章在人間。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位于海曙鎮明路上的王應麟雕塑。（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