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龍

　　官員是治國理政的主體，其人事安排、組織結構和整體素養，不僅影響著國家治理的整體能力，而且關系到王朝的治亂興衰。于此，毛澤東同志反觀前史，一語道明：“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正因如此，中國古代在長期治官、治國的實踐探索中，因時制宜，傳承創新，形成較為系統的治官思想，制定一系列治官制度，總結出豐富的治官經驗。這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顯著特點。

　　選官：國家治理的重要前提。人才之進退，關涉吏治之清濁，政治之得失，“治吏得人，則吏無不治”（崇禎《永年縣志》卷五）。選好人才，就是從官員來源上確保官員的整體素質和綜合能力，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前提。中國古代求賢若渴、珍視人才的優良傳統，既體現在選官理念、選官標準的不斷更新和日益多元，也體現在選官方法、選官制度的不斷創新和日臻完善。在選官觀念和標準上，無論是“門蔭特權”還是“唯才是舉”，是“以功賞爵”還是“尚智重才”，是“以德為本”還是“德才兼備”，都側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社會形態、政治生態和治理狀態，也正面適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特殊治官需要、治民需要和治國需要。在選官方法和制度上，歷代王朝既因時而行，實行了世官、軍功、察舉、九品、科舉等主導性選官制度；也因需而變，實行了薦舉、客卿、吏員、蔭敘、捐納等補充性選官制度；還因變而行，實行了保舉、育才、歷事、監察等配套性選官制度。這些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主次各異，并行不悖，交錯施用，共同構成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主體結構和總體格局。在選官實踐和經驗上，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本”的用人原則，圍繞作為人、才和官的道德標準與身份關系，強調只有先做“善人”，才能成為“賢才”，唯有成為“賢才”，才能成為“良吏”。在古人看來，“執事之臣，宜用善人”（《毛詩正義》卷一八），“國無善政，不用善人”（《香草校書》卷一四）。在獨尊儒術、崇尚德性的時代，這種“善人”政治成為統治者努力追求的理想治國境界。亦正因如此，歷代王朝在選官實踐中，把選賢任能與清官廉吏聯系起來，把清官廉吏與善人善政聯系起來，并形成極具時代特色的選官機制和發人深省的選官經驗。諸如：選官是為仕途把關，更是為政治把關，因而古代堅持將選官之權歸于中央，形成以君主為核心的選官體系和官僚體制；官員來自社會各界，當然也來自官員內部，因而選官時民間口碑和官員群體內部意見都成為參考標準，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制度選官、官員選官和民眾選官的有效結合。毫無疑問，制度選官，貴在執行，重在落實，因而古代出臺了連帶責任、巡視督查、層級備案等選官配套措施，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取人有道，選官得才，實現了制度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

　　任官：國家治理的關鍵環節。任官以職事，關涉吏治之損益，治國之功效，“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論語注疏》卷一五）。用好人才，就是從官員任職上確保人崗相適，用當其時，人盡其才，這是國家治理的關鍵環節。歷代王朝在招賢納士、擇賢選士之時，也重視識人度才、任官置吏，強調“謹任吏之法，嚴取士之規”（《全宋文》卷四五七），“官才任賢，群善必舉”（《三國志》卷一）。在任官理念上，縱然在血緣、地緣、學緣、族緣等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從至高君主到普通臣民，皆難以徹底擺脫人情世故等因素對任官用人的糾纏和束縛，但出于“任人以公”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的理性考量，諸多政治家依然在突破私情、私怨、私利的任官實踐中，總結出識人善任、量才授職、用人以誠、不拘一格、賞善懲惡等一系列傳延不絕、古今適用的寶貴任官思想，催生了一系列明君用名臣、賢良佐圣主的經典佳話。在任官類型上，官僚政治的獨特等級秩序和權力結構，決定了古代任官的類型、等級、程序、職權、形式等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官而異。或由君主親任，或由部門授任，或由官員薦任；或初次任官，或復次任官，或多次任官；或定期任官，或臨時任官，或特殊任官。在任官用人的實踐探索中，各朝代承前啟后，除舊革新，逐漸形成拜授、封贈、特簡、試用、薦任、改調、補缺、兼任、差遣等一系列形式多樣、意蘊豐富的任官類型，產生了數途并舉、互為補充的任官功效，有利于識才愛才、聚才用才局面形成。在任官條件上，各王朝皆有一定標準，且總體呈現日益開放、更趨公平的樣態，或注重德才政績，如成績學識、培養歷練、考核結果等，或注重資格資歷，如年齡任期、任用回避、履歷貢獻等。任官條件的具體細化和多元靈活，以更加明確的德、行、能、才條件，進一步提升步入官場的門檻，確保入仕為官者的素養，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官僚制度下，“任賢良以職事”（《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七）的治官路徑，反映了王權政治下，“君子之光，濟事任人”（《呂子易說》卷下）的治國模式。其中所蘊含的嚴慎任官理念、務實任官策略和多樣任官渠道，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例如，任官時既要識人知人，也要蒞事明理，更要任使以責，在考察人才、調查事由的基礎上，力爭做到職事為上、人崗相適、人事相宜；任官時既要集中任官權力，又要分散任官路徑，充分發揮君主任官的主導優勢，兼顧部門任官的政治優勢，利用官員任官的組織優勢，在規定條件、規范程序的基礎上，力爭做到自上而下任官有理有序，自下而上任官有根有據；并在盡量避免“任官不當”“冗官至多”的同時，力求實現任事良吏在職、治國能臣在任的清平之世。

　　治官：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義。治官之成效，關涉生民之休戚，天下之盛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碑傳集》卷五四）。管好官僚隊伍，就要從道德、法律、制度等層面，塑造官員修己立身、慈惠愛民、忠君報國的價值取向，規約官員明政行教、遵紀守法、理政治民的行為方式，這是古代國家治理的核心內容和重要保障。各朝代在選賢任能的同時，更重視以長久、持續的政策措施，加強官員的道德教化、思想引導和行政規約，逐漸形成以德治官、以禮治官、以法治官、以制治官等恩威兼施、多措并舉的治理機制。在以德治官方面，古代講求以官箴、官戒、官訓等道德說教、思想勸誡、精神塑造的教化路徑，引導官員恪守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廉潔、利人等修身之本、為官之道和成事之要，力求讓官德成為涵養公德、感化民德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讓遵守官德的官員成為淳化官場風氣、引領社會風尚的官之楷模和民之表率。在以禮治官方面，古代講求以君臣之禮、臣臣之禮、官民之禮的等級差異，持續維系君、臣、民之間嚴密、穩定的身份關系和等級制度。無論是作為君主之臣還是治民之官，都要在跪拜、稱謂、舉止、言談等禮儀和實踐上，做到有禮有節，有規有矩，做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注疏》卷三）。這種森嚴的等級觀念和禮儀規范，無疑是特定歷史的特殊產物，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專制統治的特權秩序，樹立了官員的政治意識、紀律意識和規矩意識，也在客觀上固化了君、臣、民之間的多重社會關系，導致治官、治民、治國的正常運作機制出現僵化。在以法治官方面，古代講求以法典、法令、法律等司法手段和強制措施來糾正懲治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這是在德治失效、禮治無效之后，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種治官路徑。古代以法治官的顯著實踐效果是：控制了官員的不仁之舉，遏制了官員的不正之風，限制了官員的不法之行；古代以法治官的不足與缺陷亦存在，人治、禮治與法治始終彼此交錯、相互糾纏，以致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法治之中官民不和諧的情形較為普遍。在以制治官方面，講求以銓選、監察、考核、俸祿等多項制度配套實行，以維護官員的基本權益、規范官員的政治行為、糾劾官員的行政缺失。銓選以分職任，監察以繩百僚，考核以定去留，俸祿以養廉吏……這些治官制度的形成發展和傳承創新，經歷了漫長的演進軌轍，包含了豐厚的思想智慧，共同構成古代官員治理的核心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的主流制度機制。

　　總之，在中國古代，治國先治官，或者說治官即治國。古人選官、任官、治官的思想理念和實踐經驗，是傳統時代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轉的重要保證，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在王權至上、以官為本的君主專制時代，選官用人制度本質上是為了維系專權格局、維護專制統治和維持統治秩序，始終存在根深蒂固的“人治”觀念，因而具有無法逾越的時代缺陷和歷史局限。鑒古知今，繼往開來，全面梳理源遠流長的治官制度、傳承弘揚深厚的治官文化，汲取豐富的治官智慧，對于創新國家治理理論、厘清國家治理機制、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無疑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重要的現實啟示。

　　（作者：展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史上的災害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項目“中國古代官員治理體系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