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南部戰區海軍視察調研時強調：“要認真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深化練兵備戰，加快轉型建設，全面提高部隊現代化水平，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各項任務。”黨和人民所需就是軍隊使命任務所系，人民軍隊是為人民打江山、為人民保衛江山。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古語“民齊者強”來闡明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的決定性作用。

　　“民齊者強”語出《荀子·議兵》，下句為“民不齊者弱”，是荀子基于對戰爭的思考提出的軍事戰略。意思是民眾齊心協力，軍隊、國家就會變得強大；民心不齊、渙散，軍隊、國家就會衰弱。

　　《荀子·議兵》記載了荀子向趙孝成王講述治軍用兵之道以及如何取得良好戰爭效果的軍事思想，尤其是強調民眾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荀子指出：“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認為，君主的用兵之道是使民眾和自己團結一致，凡是善于使民眾歸附自己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君主要固民之心就要做到“隆禮貴義”“好士愛民”“政令信”等。荀子沿襲了古圣先賢“有德不可敵”“仁者無敵”的思想傳統，提出“以德兼人者王”，而“以力兼人者”“以富兼人者”則最終會導致國家的貧弱。

　　中華文化從其源頭就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正所謂“自古知兵非好戰”。古圣先賢們看到戰爭的毀滅性后果，對國力消耗、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無不痛心疾首，并產生出深深的反思。到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慘烈程度和破壞力都遠超從前，令秉持儒家仁愛思想的荀子深感不安。通觀我國古代思想家們關于戰爭的言論，反戰皆是因為“愛人”“愛民”。因此，我國古代軍事思想浸潤在和平主義、人道主義、民本主義的文化氛圍中，形成了獨具民本特質的戰爭觀。

　　我國古代思想家們認為，戰爭問題實則在戰場之外，戰爭不過是政治的延續和解決政治問題的特殊手段，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也絕不僅僅是戰場上武力的較量。諸多思想家極具智慧地提出，政治因素決定戰爭的勝負，而好的政治必須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民心的擁護。民心向背是最顯要的政治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最具長遠性、根本性的因素。

　　武王伐紂以周代殷是我國古代天命政治觀轉向民本政治觀的重要標志性事件。《尚書·泰誓》中武王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天命歸于民意，戰爭的合法性、合理性得到全新闡釋。只要君王與百姓“一德一心”，即在德與義上得到民眾的擁護，即使經濟、軍事力量暫時處于弱勢，也能“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做到長久地安定人民。《孟子·公孫丑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人心向背，決定著戰爭的勝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義、正義之師必勝。

　　《司馬法》主張政治以仁為本，以義治為正，“仁見親，義見說”，“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仁者使人親，義者使人悅，攻打別國是為了那個國家的人民，這樣的戰爭是可以獲勝的。兵家鼻祖孫武在《孫子兵法》開篇《計篇》中提出，指導軍事行動乃至國家決策，必須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道”為“五事”“七計”之首。孫子所言“道”：“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君主修明政治，通過施行仁政和關愛人民的措施順應民心、贏得民心，使民眾與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不懼危險。孫臏也認為：“兵不能勝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到漢代，淮南王劉安繼承了先秦諸子的思想，更精辟地指出“兵之勝敗，本在于政”，即“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政治決定軍事，民心即是政治”的觀點歷經數千年歷史淘洗、接受成百上千次戰爭檢驗，其真理性不斷得到印證。但是，我國古代真正為了人民、有利于人民的戰爭卻屈指可數，戰爭大多成了權力爭奪、王朝更替的工具。到近代，民眾起來救亡圖存的斗爭又遭到統治階級的掣肘，人民的力量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人民的力量才成為一種歷史的自覺，并被最大程度地發動起來。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初期就提出，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在《論持久戰》中總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戰略論斷。來自群眾、團結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進入新時代，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加需要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習近平總書記用“堅如磐石”譬喻軍政軍民的團結關系，提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的國防是全民國防”“軍政軍民團結是我黨我軍特有的政治優勢”“最偉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等重要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毛澤東同志“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詩句強調，軍政軍民團結永遠是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永遠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就凝聚在軍民血濃于水的親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