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召元   

　　優先發展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以實體經濟立國是我國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那么，合理的制造業比重具體是多少，或者是在什么范圍？各個地方是不是都需要設定本地的制造業合理比重？特別是，有哪些措施或者哪些體制機制能夠保障制造業比重處于合理水平？這些都是完整準確理解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必須厘清的問題。

　　合理的制造業比重應該是什么水平，各地是不是都應該有本地合理的制造業比重

　　從國際經驗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很多發達國家制造業比重變化的幅度很大，但都實現了較好的長期發展。所以，制造業的合理比重并不是一個具體的值，而是有一定范圍，在合理的范圍內，具體比重高一點或低一點都可以實現持續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2024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為15.1%，我國為24.9%，比全球平均水平高近10個百分點。發達國家中，韓國、日本和德國比重較高，2023年韓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24.3%，日本為20.6%，2024年德國為17.8%，這三個是典型的制造業大國也是制造業強國。而其他發達國家則低得多，2024年美國為10.0%，英國為8.0%，法國為9.4%，澳大利亞更是只有5.5%。發達國家歷史上達到的制造業比重峰值也有較大差異，其中美國于1953年達到28%，法國在1951年達到28.1%，日本在1970年達到34.9%，韓國在1991年達到25.2%。總體來看，這些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比重差異很大，但都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2024年，美、英、法、德的人均GDP分別是8.6萬、5.3萬、4.6萬和5.6萬美元，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人均GDP也達到了3.3萬、3.6萬和6.4萬美元。

　　國際經驗同樣顯示，不少制造業比重明顯偏低的國家往往中長期經濟增長情況都較差。金磚四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本身比較有代表性。2024年，中國制造業比重為24.9%，巴西為12.4%，印度為12.5%，俄羅斯為13.3%，四國中只有中國的制造業比重較高，其他三國比重都較低。總體看，其他三國過去的經濟發展不太好，可能與制造業比重偏低有重要關系。例如，1980—1994年，巴西的制造業比重在22%—34%之間，同期人均GDP 從1958美元提高到3298美元，但1995年以后其制造業比重大幅滑落到15%以下，并在1995—2005年和2011—2024年長期處于增長停滯狀態。印度自1960年以來，制造業比重一直在18%以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為緩慢，雖然最近幾年增速很快，但2024年人均GDP 只有2696美元。2008年以來，俄羅斯的制造業比重均在15%以下，這一期間的經濟增長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除了這幾個國家外，印尼、墨西哥、土耳其等國都存在制造業比重偏低、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情況。結合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到，經濟發展中確實存在一條制造業比重下限值的警戒線，合理的制造業比重應高于制造業比重的下限。以2022年價格為基準，在人均GDP小于5000美元時，制造業比重應高于27%左右，在人均GDP達1萬美元時應該高于22%左右，在人均GDP達2萬美元時應該高于18%左右，在人均GDP達3萬美元時應該高于15%左右。在這一下限值以上，制造業比重高一點或低一點都可以，但如能爭取相對較高一點的比重，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制造業規模經濟和產業配套能力帶來的競爭優勢。

　　各個地方是否應該有制造業合理比重的目標，需要分情況而定。一般規律是，規模越大的區域越應該關注制造業比重，越沒有其他支柱產業或特色產業，比如非常強的旅游業或者資源產業等，越需要關注制造業比重。在國家層面，制造業合理比重不僅與經濟增長有關，還關系到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更多因素。而地方經濟可以在更大范圍、更大規模上與其他地區互通有無，只要本地存在一定的特色產業或支柱產業就可以支撐經濟持續增長，這些特色產業或支柱產業既可以是制造業也可以是農業，或者是文旅等服務業。從這點上來說，一些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可以通過高效率的服務業向本區域更大范圍內提供服務，從而支撐經濟持續發展，不一定需要特別關注制造業比重。但農業、礦產、文旅等產業的發展都需要有優秀的資源稟賦，大多數地區在這些特色產業上的規模可能不足以支撐地方經濟發展，而制造業對本地資源的依賴相對較少，在各個地方都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因此這些地區也需要關注制造業比重。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比重有所下滑，但目前仍然處于適宜水平。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高度重視工業發展，制造業比重相對較高，1997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8.5%的峰值水平，比發達國家中制造業水平最高的日本峰值水平還高。2014年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到30%以內，2024年回落至24.9%，10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部分研究認為，我國制造業比重存在下降過早過快的問題，但當前全球平均制造業比重僅為15.1%，即使作為制造業強國的日本、德國和韓國，比重也均低于我國，而且與其他國家在類似我國當前人均GDP1.3萬美元時的制造業比重相比，仍然處于較高水平。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高度重視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發展，不僅新興產業發展較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較為明顯，我國制造業具有良好的發展態勢，目前并不存在比重偏低的問題。

　　如果政策不加以特別重視和支持，按照市場本身的發展規律，制造業比重會有怎樣的變化

　　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產業都有自身的發展規律，有很多產業并不需要政府加以特別的政策支持也能有較好的發展。那么，制造業發展中是否有其特殊因素，如果政策不支持的話，會不會有可能使制造業比重滑出合理范圍？

　　快速工業化階段基本完成以后，三個主要原因使得制造業比重存在緩慢降低的趨勢，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正常結果。一是快速工業化完成后，很多大宗工業品的需求達峰見頂甚至開始減少，使得制造業比重有所下降。近年來，這一規律在我國體現得非常明顯。例如，2012年前后，我國冰箱、彩電、洗衣機等家庭耐用消費品市場基本飽和，此后這些產品的產量基本沒有增長，有些年份甚至出現波動下滑；2017年，我國智能手機產量達到18.9億部，此后很多年份產量開始減少；粗鋼產量在2020年達到每年10.7億噸的峰值，近幾年隨著房地產業調整產量也逐步下滑。二是服務業價格上漲幅度普遍快于制造業，導致制造業比重自發地回落。由于技術進步快，很多工業品的價格增長較慢甚至出現負增長，而由于服務業不能工業化生產，很多時候需要人員的面對面服務，其價格一般上漲較快。例如，家政服務、住宿餐飲、文體娛樂等的價格一般漲得都比較快，這樣制造業價格漲得慢、服務業價格漲得快，自然導致以現價計算的制造業比重有所下降。三是投資占比下降、消費占比上升，以及消費結構升級也會導致制造業比重減少。在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大需求中，投資和出口所帶動的主要是工業品，比如投資中大量需要的是建材和設備，而需要的服務較少，出口中也主要是制成品，而消費中服務占比就比較高。快速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后，投資的占比一般會有所下滑，自2019年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基本在5%以下（名義值），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在降低，這自然會減少對制成品的需求。此外，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向發展型、享受型升級，居民消費中對服務業如健康、文體娛樂、交通運輸等的需求增長更快，而對耐用品等物質產品消費的增長相對緩慢。受以上三個方面影響，在正常的經濟發展且越過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后，制造業比重會有正常的下降趨勢，從人均GDP1萬美元增長到3萬美元的這一階段，下降4—5個百分點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制造業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如果政策不加以關注和支持，也可能出現產業大規模外遷和產業空心化，以及制造業比重大幅度下滑的風險。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各類產業中，制造業所面臨的國際競爭最為激烈。這是因為農產品受到土地資源約束，各國的產量不可能無限增長，一般各國也都重視農產品的安全，不會任由糧食全部進口。服務業主要服務本地企業和居民，無論是交通運輸、金融還是住宿餐飲、文體娛樂，來自國外的服務很少，即使是外國企業提供服務，也多數是在國內注冊公司開展服務，國際競爭相對較小。所以農業、服務業基本上沒有外遷和空心化的風險。但制造業則明顯不同，各國的制成品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隨著不同國家間相對成本的變化，全球制造業生產中心很容易出現變遷。

　　工業化以來，一般認為全球制造業出現過4次大轉移：第一次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全球生產中心由英國向美國轉移；第二次是在二戰后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和德國轉移；第三次是20世紀70—80年代，日本、德國等將紡織服裝、汽車組裝和家電等產業向亞洲“四小龍”轉移；第四次則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將輕紡、玩具、鐘表、消費電子、小家電等輕工業和傳統加工業，以及鋼鐵、水泥、化工等高耗能產業向中國大陸轉移。2018年前后，受美國貿易打壓政策影響，我國也出現了不少企業向東南亞、墨西哥等地轉移的現象。隨著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國內勞動力成本和其他成本進一步攀升，需要加強對制造業的政策支持，以防止出現更大規模的產業外遷。因為產業外遷有可能產生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即向東南亞等國產業轉移得越多，這些地方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越完善，其低成本優勢也將更加明顯，而對我國的追趕和替代能力更強又會誘使進一步的產業外遷，從而有可能出現我國還沒有完成現代化任務而產業已經空心化、制造業比重相應大幅度滑落的風險。

　　應該怎樣營造全行業全社會支持制造業發展的體系，保持制造業比重處于合理水平

　　經濟發展是一個供需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約的復雜體系。重視制造業發展并不等于簡單加大制造業投資和投入，否則就可能出現供需矛盾突出、產業內卷、效益低下等不健康的發展態勢。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完善有利于制造業健康發展的系列環境。

　　一是培育國內大市場尤其是對高品質商品的需求，發揮好國內需求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拉動作用。與國際需求相比，國內企業對本國消費者的偏好更加清楚，供應也更加及時，國內需求規模越大、需求的質量越高（指消費者對高品質商品的需求），對國內制造業的帶動作用以及防止產業外遷的拉力就越大。培育好國內需求，一方面要落實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使勞動者的收入能夠與生產效率提高同步并保持持續增長，收入增長自然會帶動需求規模擴大和需求品質升級。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優化升級國內消費環境，特別是加大國家對產品質量抽檢的力度、對假冒偽劣商品打擊的力度、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建立“優質優價”的市場環境和消費導向，讓消費者提升對國貨的信心，培育消費者對高品質國產品牌的購買意愿，讓消費者買得放心。

　　二是形成反內卷和保持制造業高效益的發展環境。能夠獲得好的經營效益，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企業深耕實業，扎根國內持續發展。保持制造業良好的效益水平，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公平競爭機制，促進企業間的優勝劣汰，保持供求關系基本平衡；還需要堅決落實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特別是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防止對同一產業不顧實際一哄而上，帶來投資過剩和產能過剩的行為。此外，也需落實好《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讓中小企業能夠及時拿到貨款，這也是提高制造業企業效益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是加快培育和保護名牌，持續推進制造業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之路。制造業生產有個特點，越是大眾化、同質化的商品越容易出現低價競爭和效益低下，而越是專業化、品牌化的產品越能夠有好的定價權和高效益。在工業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的很多企業打造出了一批國內甚至國際品牌，即便企業不直接生產，仍然可以獲得非常大的收益。我國制造業目前普遍掌握了較高的生產技術，但在品牌化、專精特新方面還有巨大的進步空間。

　　四是進一步提升制造業企業家和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積聚高素質人才。制造業是全球競爭的焦點和主戰場，需要吸引一大批高素質人才投身制造業發展。但客觀上，制造業特別是制造業工廠的工作環境相對枯燥、相對艱苦，對人才的吸引力弱。需要在改善企業效益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工作環境，特別是優先提高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勞動報酬水平，更加注重塑造制造業就業光榮的社會氛圍，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制造業發展，從而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潛力。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