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經濟學家成為市場難堪的裸泳者。這一地位不是誰強加的，而是他們自己努力爭取得來的。

　　鐘偉先生正在成為這樣的代表。原因很簡單，鐘偉發表一連串文章，從房地產市場到銀行跨行收費，以其數據與邏輯，證明房地產不能崩盤，銀行跨行收費有理。顯而易見，這些結論與消費者感受不符，也有替壟斷收費洗刷之嫌。在遭受了猛烈的網絡板磚之后，鐘偉先生終于寫了一篇總結性的文章：“經濟學者一定要替百姓說話嗎？”這是反問句，意思是，經濟學者不一定要替百姓說話。

　　這個結論倒沒什么錯，經濟學家理當替自己認為正確的理論說話，對自己的理論與論據負責。當然，每個說話的人總認為自己的理據是充分的，推導過程是有嚴密邏輯的。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一天砍下無數人頭，他也確信自己是理性的，如此作為乃國家未來所必須。所以，一個人是否理性是否講邏輯，不能由其本人說了算，也不能由利益相關者說了算。

　　鐘偉文章數據多，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即便是邏輯也并未自洽。

　　今年2月，鐘偉寫了一篇名為房產暴利是權錢合謀下對農民的掠奪”的文章，將房地產過程中的壟斷與尋租之害批了個痛快淋漓，并且說，“開發商每年為我們提供二三百萬套商品房，但對此不必心存感激”，“房地產暴利鏈條的中端拴滿著密密麻麻的瓜分利益的蟑螂，這種瓜分規模每年至少三五千億元級的水平；而在鏈條的兩端，分別是購房者和被征地的農民”。如今，政府剛開始清除蟑螂的行動，鐘偉突然一反自己說過的話，不僅指出“中國房地產極大增強了國民幸福感”，還開始疾呼房地產崩盤乃中國經濟不可承受之重。

　　這到底是什么邏輯，鐘偉先生能否自洽一下？從為小民鼓與呼，到為房地產商吶喊，數據與邏輯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才會讓他全然忘卻曾經的觀點？

　　而在提供具體的數據時，鐘偉先生也并不周到。在計算房地產崩盤整個社會所需要支付的代價時，只是做簡單的加減法，并未考慮消費基礎擴大所產生的收益，也并未考慮市場減少尋租之后公共財政與銀行因此獲益的可能性，更未通盤考慮在調控中所產生的風險下降因素，以及政府為減少風險而調整存貸差利率等相關政策。

　　在另一筆計算中，鐘偉并未公開他的每筆交易跨行查詢成本約1.2元是如何得出的，如果從銀行或銀聯而來，如何保證數據的客觀性？而市場中人所問，現在每張借記卡的年費一般是10元，這些overhead的折舊不應該單獨核算，其成本納入銀行運營成本，由銀行自行消化，而ATM機的折舊成本又如何分攤？同時，作為經濟學家，顯然也應該將國外銀行的充分競爭與跨行交易不收費的案例考慮在內。

　　去年股改開始，鐘偉先生分析的結論是“年底股市將變成一片廢墟”；如今房地產調控政策乍下猛藥，又得出“如果房價12個月內下跌30%，對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負擔相當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費；對居民而言，大致相當于14%的家庭財產被蒸發、房地產崩盤”的聳人結論。

　　一個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市場時，無法回避政策與尋租的問題，在這方面，楊小凱的百年經濟史研究提供了范本。

　　鐘偉先生是北京安邦信息集團公司特約經濟學家，而安邦是靠為客戶提供咨詢為生的，我們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鐘偉的出爾反爾、顧此失彼是因為利益所系。但是，既然有人口口聲聲提出經濟學家的職責，我們有必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經濟學家的職責究竟是推進公平競爭還是相反？對于一個暴利行業，政府是否有必要糾偏？第二，如果鐘偉先生認為在清除既得利益鏈條上的蟑螂時可能玉石俱焚，那么，如何才能不溫不火、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