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夕思想三個多月，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發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打算來一個對中國看法的總結，推斷一下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行內反對的朋友無數。今天回顧，白紙黑字，我是把中國之后的歷史預先寫了出來。

　　問題是當三個多月前坐下來要再作一次推斷，我發覺今天中國的局限及其轉變比昔日的遠為復雜。經濟推斷，掌握不到局限轉變是沒有什么可說的。然而，系列開了頭，夸了口，怎么辦？于是先寫幾期回顧，希望這“回顧”思維可以帶出一些什么來。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為本科生我問經濟歷史大師Warren C. Scoville：“歷史是過去的事，過去的過去了，為什么還要管呢？”大師回應：“不知過去，我們無從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說得對，這系列寫了幾期回顧，我對中國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較肯定了，雖然遠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樣肯定，那樣清晰，那樣簡單。

　　中國會否繼續高速增長二十年，是國際大話題。會或不會，一般的推斷是看風水，跟著他們下注不如賭世界杯。直覺說再高速增長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年率大約百分之九，而沒有全部算進去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還在上升(雖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么快)。說目前的增長率，以實質算，達百分之十強應該可靠。以“十”為持續的增長率，復息算，十五年后中國的國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嗎？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里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調整物價，實質算，應該達一萬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續二十年今天的增長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約今天美國物價的七萬二千美元，或大約今天中國物價的二十四萬人民幣。應該不可能。

　　無可避免的第一個結論，是如果要持續目前的增長率，今后的主要動力一定要來自內陸，后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么礦藏大發現會幫助。這些看來是北京的意識，而我提出的工業第三階段的發展——月是故鄉明，工業的勢頭會轉到農村去——跟這意識是沒有沖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報導。大約二○○○年起，中國農民的收入上升得快。還是很窮的，但改善得快。

　　這就是了。今天看未來，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農民怎樣，中國就怎樣。北京明白這一點，問題是怎樣推動才對。大致上我是樂觀的。有兩個理由。其一是這系列寫過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區競爭制度。如果這個妙絕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過了五千年的農民帶到陽光下，其它多說無益。我為自己能在這把年紀解通了這地區制度的密碼，感到驕傲，因為可以協助國內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修，哪里不能動。政府上層還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縣之外的公共設施，鼓勵私營辦學及醫療，更要鼓勵私營的慈善工作。

　　第二項對農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得離奇，有著數！在農村發展工業，中國不需要靠外貿，不需看什么鬼佬議員的面色。當然，外貿暢通無阻，更好，但農村的工業主要供應國內，本土市場夠大，史密斯當年的專業產出定理有助焉。

　　中國要再來高速二十年，農民見到陽光是必需的條件，但不足夠——英語所謂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認為在農業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錯的機會不大：在第三階段的工業發展中，農民會繼續轉到工業去，而農產品之價會按步上升。不難推斷，農業在不久的將來會轉向企業化的發展。都可取。困難是“必需”之外的“足夠”條件了。

　　國際政治或什么戰爭、恐怖活動等我不懂，這里不談。北京上頭的政制沒有跟進，也不談。地區的政制，尤其是縣及以下的，我調查過，知大略，認為基本上是企業制，可以小修，無須大改。說中國的地區行企業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約結構外，有兩個觀察支持。一是他們的投票選舉著重于辦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動，甚至不準拉票。買賣官職的行為有所聞，是事實，但一般知情的說，這些年減少了很多，不時尚了。

　　上頭嚴禁有效，但買賣官職的行為大幅下降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帶來另一種麻煩。官職的工資實在低：一個縣長有住所，也有應酬飯吃，但工資只每月二千人民幣，雖然地區優勝的有獎金，但不多。這就帶來人材流失的傾向與一個“五十六歲的假說”。后者是指干部五十九歲退休，到了五十六歲，積蓄不夠，多多少少會考慮怎樣賺些“好處”，或貪污起來。另一方面，我左打聽右打聽，雖然賺取外快的行為不少，但“正規”的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幾位知情的朋友暢談過這個問題，他們同意，地區的激烈競爭是貪污下降的一個原因。他們也指出，能干而又做得不錯的干部占大多數，有些貪污的也做得好。

　　地區政制上還有另一個比較頭痛的問題，那是“市”的定位。說過多次，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即是說經濟權力落在縣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發展土地(一般沒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沒有經濟實權的。頭痛所在，是沒有經濟實權的市，在人事上卻有權管拿著經濟實權的縣。從一個商業機構的角度看中國的地區政制——應該那樣看——這個市與縣之間的權力安排是不對的。縣是今天中國地區競爭的命脈，其經濟權力范圍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慮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國最大的麻煩是來自外間的影響。高斯真的擔心美國的經濟思維，引用于中國會闖大禍。不是沒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壟斷法，是美國反托拉斯的進口貨，害得我要大罵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壟斷法(不是早一點的反收購壟斷)，大有改進，但有機會還要罵。什么最低工資之類也是外地證明行不通的進口貨。至于那些建議什么聯邦制、代議政制等言論，比起我這個只略知地區政制的人，對中國的制度更是一無所知。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數據，為什么這些政治專家不參考一下呢？說過了，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個沒有秘密的國家。經濟實踐之道，什么方程式，什么博弈理論，皆廢物也。

　　進口貨，最頭痛可能還是貨幣制度的思維。我跟蹤了美國的貨幣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與朱镕基時期搞起來的中國貨幣制度相比，輸了半條街。美國的貨幣制度在理論上行得通，但實踐很困難。格老時期美國的利率輪上輪落七八次，目前這一輪是提升了十七次。這是什么可取的制度了？幣量理論，頭痛頭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體化的今天，貨幣專家連什么算是貨幣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說，穩定幣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樣算貨幣量的。

　　看官須知，經濟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處理也因而有別。進口“零件”思維，這里拿一點，那里拿一點，百鳥歸巢，縱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難。二十多年來中國石破天驚的經濟發展，是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還是走自己的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