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究竟應該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還是加速人民幣匯率升值來控制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讓中國央行決策兩難。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在名為“反宏觀：中國的重大矛盾第二部分”經濟報告中指出，由于中國經濟分散，北京出臺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為地方層面根深蒂固的分散結構和獨立自主的作風所防礙，因此中國還不具備條件通過貨幣、財務和匯率等政策，進行較傳統的宏觀管理。因此，他呼吁大家應對央行和其他宏觀經濟部門官員的高姿態聲明減少一些關注，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由發改委主導的糾正經濟失衡舉措中。

　　羅奇指出，從表面上看，中國展示出來的是一個包裝整齊的經濟體，它擁有一個設計周全的符合國際GDP會計準則的國家統計系統，并定期每月公布一系列詳盡的經濟數據，并擁有一家于1998年參照美聯儲體制而重新組織的中央銀行。其財務政策立場每年以總理“工作報告”的形式向全國人大會議提呈審批。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的地域化或區域化嚴重地左右著中國的政策戰略。以往央行就全國借貸利率發出的任何意見，對于地方銀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資項目配置資金往往影響不大。

　　此外，當宏觀政策機關調整匯率，外商跨國公司的在華子公司并不會自動縮減它們的對外采購。簡而言之，北京實施宏觀經濟調控，很大程度上為地方層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結構和獨立自主作風所妨礙。

　　另外，從國際環境來看，最近15年以來，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但當全球經濟出現失衡，特別是在關乎通脹走勢、全球貿易和資金流等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通常會搬出一大套宏觀理論并選出傳統的政策挽救方案，比如當中國成為美國多邊外貿赤字中最大的雙邊順差國家以來，華盛頓學術界均要求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對此，羅奇認為，這是由于美國史無前例的儲蓄短缺所致，即使大幅度提高中國匯率也未必能夠起到應有的效果。

　　因此，羅奇認為，中國目前大體上是一個混合經濟體，還有大量國有企業和一個發展相對滯后的金融體系，僅局部實現了“市場化”。一個經濟體需要有發展成熟的市場機制，才能利用相對價格變動(比如匯率、利率等)來調節數量(比如貿易流量)。但這也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執行宏觀政策，而是要盡快從速解決部分行業投資過熱、長期私人消費偏低以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應該更多地依靠發改委這個微觀經濟的管理人對經濟走向做出指導性舉措，以糾正經濟的失衡。對于一個混合經濟體而言，這些在數量層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將遠比西方人所熟悉的傳統穩定政策調整來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