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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秀
一紙訴狀讓一家原本不為人熟知的隱形企業“一夜走紅”，其訴訟標的之大、對象之特殊，都使得這一個案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公眾事件”。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之下，截至記者發稿前，事態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富士康撤消了對記者個人的財產凍結申請，并把3000萬元的巨額索賠改為1元，但整個事件帶來的爭議和震撼卻仍在持續。
知情權、監督權、名譽權三重困境
《中國經營報》：輿論普遍認為富士康事件的影響遠遠超過其本身。富士康一度先聲奪人的巨額索賠更是令公眾嘩然。震驚的同時，我們需要更為冷靜地思考——當公眾的知情權、媒體的監督權和企業的名譽權發生沖突的時候，究竟該怎么辦？這個判例一旦成立，對于今后的媒體報道和輿論監督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馬光遠：國內這幾年發生的涉及新聞侵權的訴訟，媒體敗訴的占絕大多數。但在國外，企業很少會起訴媒體侵犯其名譽權。因為在健全的法制社會，人們會有一種普遍共識，即公眾的知情權、媒體的言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憲法權利，是第一位的權利；而企業人格權則屬于第二權利。比如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有一個著名判例，《紐約時報》因為一則關于馬丁·路德·金的報道引起的官司，在一審、二審都敗訴了。但在美國聯邦法院進行終審時推翻了之前的判罰，理由是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本身是憲法權利，只要其報道是出于維護公眾利益，且沒有主觀惡意，就不應該因為其報道存在的瑕疵而給予法律制裁。
事實上，資本的逐利本質和普通民眾的利益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沖突，其博弈貫穿社會發展的始終。這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尤為如此。在法治語境下，平衡這一沖突的最有力的辦法，就是通過媒體等的監督，保障民眾的知情權，限制資本擴張的法制邊界，防止資本侵入、破壞社會的主流意識。因此，媒體作為社會的良心，其監督行為對于抑制資本的邪惡、保持社會肌體的和諧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旦媒體的監督權受到抑制，資本邪惡的擴張將成為一種必然。富士康的起訴行為，顯然是想打破這種博弈的平衡，通過對個別媒體的打壓，讓媒體產生寒蟬效應，最終達到讓媒體失語的目的。
喻國明：通過訴訟要求巨額的經濟賠償在國外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方式，其對于媒介的震懾力并不亞于行政壓力。從利益集團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這種選擇本身也無可厚非。問題在于理由是否正當、充分。
媒體的報道不可能萬無一失，我們的確應該以一種更專業更嚴謹的態度來對待報道，慎用我們手中的話語權。但另一方面，法律也應該對惡意訴訟有明確的規定，不應該讓法律淪為一些人恐嚇媒體人的合法手段。在媒體報道失實或是有明顯過錯的時候，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是合理的，但應該確立嚴格、可操作的立案標準，不應該把訴訟和財產保全等方式隨意化。
難以推卸的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經營報》：有人指出，富士康種種讓輿論嘩然的舉動可能與其強悍的企業文化有關。我們都知道，富士康是一家代工企業，一般只需要與“蘋果”等訂單客戶打交道，因此在社會生活中基本是隱身的。同時這家企業又自比成吉思汗，追求絕對壟斷。如何看待它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扮演?
楊子云：富士康可能會認為自己有一肚子苦水：很多企業做得還不如我，為什么偏偏要拿我開刀？但他們的做法恐怕不太明智。作為一家老百姓原本不大熟悉的代工企業，由于對輿論監督采取了一種過激的態度,通過一個負面新聞“一夜走紅”，反而加強了企業的品牌形象的傷害。
《中國經營報》：一家成功的企業，是否應該在社會生活中也是“成熟”的？
楊子云：企業作為社會生態鏈的一環，必須學會處理與外界環境的關系，包括政府的、媒體的、公眾的。但我們的企業在發生形象危機的時候往往都顯得不堪一擊。諾大的一個德隆，為何永遠地消失了？這背后恐怕不僅僅是資金鏈的斷裂，而是信譽鏈的斷裂。
事實上，品牌形象力是一種稀缺的市場權利，一種非企業所能主導的消費者權利。現在企業的競爭不光是要提高有形的市場占有率，更重要的是爭奪消費者的頭腦占有率。
《中國經營報》：一些世界500強企業也經常遭遇媒體報道引起的公共危機，例如不久前“兩樂”在印度的殺蟲劑危機，戴爾的電池危機，但好像每次他們都能化險為夷。他們是如何做到化解危機的？
楊子云：在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凸現的今天，文化戰略和形象管理已經成為國際超一流企業的最高戰略。事實上，許多國際知名的大企業都有一整套完善的企業形象管理體系。比如紅色巨人可口可樂，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過“喝死人的狀況”，但它依然能夠安然無恙地度過危機，巨人形象巋然不倒。
又如BP(英國石油總公司)，過去一百多年里，其徽標一直是代表著剛毅與無往不勝的盾牌，而他們也的確是靠對第三世界國家石油的開采而發家的。但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他們把沿用上百年的盾牌換成了象征和平與環保的綠色太陽花，并且在所到之處都致力于成為“社區好公民”。他們把管道架高，以使遷徙的麋鹿可以順利通過。如今他們的口號就是要成為“全世界綠色能源供應商”，他們生產的不再是黑乎乎的石油，而是能給人們帶來光明與和諧的綠色能源。這值得許多中國企業學習和借鑒。
勞動監察缺位背后的外資超國民待遇
《中國經營報》：我們注意到在輿論沸沸揚揚的時候，勞動監察部門、工會等卻失語了。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廠”，相關媒體有沒有“混淆視聽”，當人們希望相關部門能夠站出來讓事實真相大白的時候，監管部門為什么“無動于衷”？
馬光遠：其實富士康事件不是一個單純的企業起訴媒體侵犯其商譽的私人事件，而是一個涉及勞工權益是否被嚴重侵害的公共事件。如果只是把它看成一個單純的新聞侵權問題加以探討，那么可能反倒把真正的焦點問題避開了。
《勞動法》規定了勞動監察部門有責任監督檢查企業的生產和勞動狀況，他們在媒體炒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沒有積極主動地對此加以調查，這本身反映了勞動部門的嚴重失職和缺位。
這些年來涉及勞動違法方面的問題，勞動監察部門的消極麻木讓人吃驚。比如大家都比較關注的農民工工資問題，也是直到國家把它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下大力氣去抓的時候，勞動監察部門才有所行動。
實踐中很多違反勞動法的案子，通過正常合法的渠道請他們進行仲裁、調解，勞動監察部門往往都會推三阻四，何況是一個對當地稅收和就業都有貢獻的世界500強企業呢？在企業和勞動者的利益博弈中，勞動監察部門為了地方利益，很難公正居間裁判。
《中國經營報》：有觀點認為，在失業率比較高的情況下，《勞動法》很難順利施行。
馬光遠：在龐大的失業大軍面前,人們都比較關注就業的數量，但對就業質量的關注遠不到位。在各地方政府真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前，《勞動法》的地方執行部門不可能不顧及嚴格執法對當地政府政績的影響。前一段時間，在《勞動合同法》的修訂過程中，部分外商對一些條款的修訂予以堅決反對，甚至揚言撤資，恰恰從側面印證了勞動執法的艱難。
《中國經營報》：但這是不是也同時說明我們在利用外資上的優勢過于單一，辦法不多？
馬光遠：這主要與中國目前在國際分工中的定位有關。所以這就要求我們的產業結構必須有所升級。從政府方面來說，也要盡快轉變行政職能，提高服務意識，畢竟不能靠犧牲中國工人的福利、便宜的地價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投資。
韓德強：為什么富士康敢起訴記者恐怕還在于外資在中國的特殊待遇。例如“三減兩免”、地價低廉，甚至承諾幫助“擺平”勞資糾紛。可見，最根本的問題并不在勞動監察部門，而在于招商引資成了“基本國策”，在于中國低附加值、低利潤的“世界工廠”地位。其實，對資本方最友好的投資環境并不僅僅是辦手續方便、微笑服務、地價最低、稅收最低、工價最低，環境可以隨便污染。這樣的投資環境，恰恰是對當地人，特別是對工人最不友好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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