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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寧波網訊 在《北京人在紐約》這部片子中，美國綠卡對于移民生活的重要性已經詮釋得毛發畢現，而在如今的中國，這種現象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所不同的只是沒有國界的阻擋，取而代之的是區域界線或城鄉界線。所不同的只是地域身份的不同，但不同的地域身份在社會保障方面或許給了流動的外來人口一片真空地帶。
事實上，在中國，人們對于社會保障有著千奇百怪的獨特理解。對于農民來說，沒有社會保障，沒有就業，你有土地的保障；對于城市居民而言，你沒有工作，還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但對于如今已經流動和轉移出來的上億外來人口而言，社會保障就象一個真空地帶�；蛟S因為你有固定的工作和單位，享受了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但這些保障制度在你真正遇到并要用時，一系列的麻煩與不平等的待遇便會展現出來。
“真空”個案之一
小董本身是個城市人，但自從三年前來到北京工作生活后，這個城市居民身份在北京就形同虛設了，到目前為止，他也沒覺得自己與所謂的城市或農村外出人員或農民工有什么不同。盡管他享有著許多農民工沒有得到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社會保障；盡管他有著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住處、相對固定的收入，但他始終沒法認為自己是北京人。因為沒有北京戶口，自己不能是自己買的車法律上的主人；因為沒有北京戶口，經濟適用房的政策便遠離而去，即使在銀行住房信貸也享受著非北京市民的待遇；因為沒有北京戶口，考慮到未來子女在上學就業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至今仍單身一人。
事實上，象小董這樣的人群在北京有著上百萬，他們的生活質量甚至在許多北京人的生活之上，但因為戶籍的限制，小董的檔案一直留在地方原單位，養老保險每年也是交在地方，北京的所在單位還建議他將醫療保險也在地方交，這讓小董明顯感覺到一種城市居民的邊緣化甚至真空感。生活工作在北京，醫療保險如果真在地方交，哪天有個病痛災害，還得千里迢迢叫家鄉人來或者回到地方按不知道什么比例、規則去享受所謂的醫療保險。
這就是當前中國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的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各自為政的“真空”地帶。
在這種狀態下，戶籍缺失下的城市社會保障在名義上與事實上是隔離的。這種各自真空的情形顯然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延續下去。
“小馬拉大車”終會
因車上東西太多而拉不動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小馬拉大車”，意思是戶籍制度背負的東西太多，尤其是社保這一方面，“大車”上裝著越來越沉重的外來人口的住房、保險、就業等保障體系，對許多人而言目前是一個真空，但對于運行的城市或國家來說，卻重愈泰山。
回顧“小馬拉大車”的歷史，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安排逐漸弱化，特別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市場自由化及勞動力市場的逐漸開放，使得傳統體制下限制人口流動的一些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日益降低。一些大中城市紛紛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戶籍制度改革嘗試，雖沒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但在戶籍改革方面石家莊、廣州等城市已起步。
在這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卻稍顯遲緩，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與相應落后的體制脫節，戶籍作為現時一種身份地域的象征隨之成了矛盾和爭論的焦點。
有人說，戶籍無形的表征給人們帶來了身份上的歧視，有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稱；也有人認為這種地域性的差別阻礙了勞動力的有效流動和社會治安的不便管理，市場經濟要求資源(勞動力)由市場自行配置調節，旨在強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管理人口的戶籍制度與此要求相對滯后。在北京、上海，這一切似乎表現得更為激烈，錯在戶籍嗎？至少在人們眼中是這樣。然而越來越多的專家指出錯不在戶籍，戶籍本身并沒有問題，矛盾的焦點和解決主要是戶籍背后的東西(社會保障、就業、上學等)。
據統計，北京實際居住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達到了1524.4萬人。截至2004年12月初，全市共有戶籍人口1159.5萬人??每年外地來京入戶約16萬人。另外，據公安機關統計，目前全市暫住3日以上在公安機關辦理暫住證登記手續的流動人口已達到364.9萬人。如此龐大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長期居住在北京，實際與理論的脫離引發矛盾，戶籍的爭論推動了其在不斷改革，但具體到社會保障，似乎問題更多一些。
具體而言，與流動人口相關的社保主要是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住房保障。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而社會救助主要表現為面向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的一個主要區別在于前者需要通過單位或個人繳費才能夠獲得資格。
從養老保險看，2001年，中國政府開始進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主要包括：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實現部分基金積累，探索基金保值增值辦法；將基礎養老金水平與職工參保繳費年限更緊密聯系；統一、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繳費辦法等。實際上，養老保險難以覆蓋到流動人口，不僅是因為這些人口靈活就業的特點，也來自于當前現收現付體制存在的問題，從而使得繳費主體缺乏信心。
在社會救助體系方面，在目前中國也仍是地區性的，對于城市低收入人口，包括新遷移人口一旦由于種種原因喪失獲取收入的能力，其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卻僅僅限于本地戶口的當地人享有。
住房方面，我國城市實行了住房公積金制度、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鎮住房保障制度建設。其中經濟適用房政策在全國大面積鋪開，從1998年到2003年，經濟適用住房竣工面積已經達到達4.77億平方米，雖然理論上經濟適用住房的租售價格以保本微利為原則，并實行申請、審核和公示制度，強調公開透明，嚴格監督管理。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經濟適用房還是廉租房，其適用對象都是本城市、具有戶籍的低收入人口。具體到北京，無北京戶口的外地人均不能購買經濟適用房。
戶籍突破有如蜀道難
2002年至今，北京戶籍改革之所以行進緩慢，專家們認為，一是因為從理論上講，該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而現行的改革是由公安一個部門在做，二是戶籍改革是城鄉及城市間利益和資源的重新分配，也是部門之間的一次權力重組，配套改革須先行。相關的政策也要及時跟上，靠公安部門單方面的改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只有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各方面一視同仁，不分地區、不分戶口性質，才能真正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只有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跟上了，戶籍制度改革才能取得實效。
以北京為例，北京因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吸引各方人才齊聚于此，與其他城市相比優勢很多，但北京也難逃同為中國一個城市的定位，現實與制度的脫節在此愈演激烈，矛盾沖擊演化成媒體一次又一次披露和人們的爭論，但未曾觸及深層制度改革及配套體系的不完善，只能讓看似改革的改革緩慢進行。
現行的戶籍制度是中國短缺經濟和計劃經濟作用的結果。短缺經濟是一大原因，在短缺經濟時期，中國走的是高就業、低工資、低福利的路，高就業是第一大前提，城市的錢就這么多，首先解決現有城市人口的問題，然后再考慮外來人口的問題。因而外來人口的社保真空是在所難免的，現在能做的就是直面戶籍背后這些東西，一步一步地建立相應的配套體系，然后逐漸完善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消除因戶籍帶來的不公平和歧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陣痛。
從政府目前的財力和各類社會保障的不同特點來看，政府直接籌資并提供給流動人口的，除廉租房和子女平等就學權利外，只能夠依據各地情況制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失業、醫療、養老金等需要繳費才有資格享有的社會保險安排上，則應該嚴格根據是否繳費來決定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所能做的是在解決“老人”問題的基礎上，推動覆蓋面擴大以及財政許可條件下的有限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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