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淞滬抗戰和南京守衛戰見證了中國軍人鐵血抗戰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國政府最高領導層在對日作戰戰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讓中國眾多名城慘遭戰爭蹂躪，也幾乎耗盡了中國軍隊的實力。
然而，中國政府和軍隊終于在戰爭中成長。當日本試圖“發動攻略漢口之戰，使其成為戰爭一決雌雄的最大機會”后，蔣介石國民政府終于認識到“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為此拋棄過去的教條，同時部分發動群眾的抗日熱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同時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將防御作戰推進到武漢外圍的廣闊戰場。
武漢會戰這場抗戰史上中日雙方規模最大的會戰，中國軍民在歷時4個多月的血戰中，以40萬人的傷亡，造成日軍近10萬人的死傷，不但粉碎了日軍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企圖，也鼓舞了全國抗戰的熱情。任第九戰區第一兵團少將高參、后曾協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長沙大捷的趙子岳高度評價國民政府在武漢會戰的戰略決策:“綜觀武漢會戰，我軍不在武漢城內彈丸之地作困獸之斗，而在武漢外圍的廣闊天地進行靈活、堅強的作戰，予日軍以重創，作戰逾4個多月，竟無一個整師被殲滅，這都是由于統帥部正確的戰略決策而來的。”
在經歷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潰敗后，中國軍隊用犧牲和勝利換來了戰略相持階段。
近衛文的致命失策和國民政府的堅持抗戰
1937年12月，日軍攻克南京，日本對中國政府會乞降的幻想卻因蔣介石的拒絕而遭破滅。日本首相近衛文一氣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并在此后進一步聲明，“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日本均不與國民政府交涉”，日本“絕對不容許第三者出面調停”。
戰后的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在戰爭中最為愚蠢的戰略失誤。沒有任何退路的國民政府在1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迅速刊出蔣介石對日本近衛文聲明的反應，措辭強烈地表明了中國將繼續抗日的立場:“中國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維護中國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所能接受，同時，在日本占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篡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對于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一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早在日軍占領南京后，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攻占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于攻占武漢的建議是:從歷史看，只要攻占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通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一結束，日本方面即決定于當年秋季進行“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回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并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漢口會戰”的另一個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御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愿再見到“帝國雄獅百萬受制于中國”。為此，日本“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余力”。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文件這樣記載。據戰后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大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后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臺發表講話，誓言“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后的勝利。”
淞滬和南京的教訓:“守武漢而不戰于武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