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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糧食問題的出路不在強力打壓
作者：黨國英
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僅要給它們一紙民主政治憲法，更要幫助它們改變社會結構，使它們的社會產生出對民主政治的真實需求。也許如同中國一樣，在更大的政治改革之前，它們也有發展市場經濟的某種空間。
這也許是解決世界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
幾年前就有人呼吁國際范圍的糧食安全問題，但沒有引起重視。現在，高糧價這只猛虎終于出籠了，引起國際社會一陣陣驚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經濟平穩發展了數十年，但農業經濟竟成了世界經濟的短腿，以至糧食問題開始影響一些國家政局，甚至開始沖擊世界經濟秩序。這的確是一個令人反思的教訓。
糧食安全不是嚇唬小孩的話
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目前全球糧食儲備已降至自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只夠維持53天。這只是一個平均水平，有的國家的形勢要嚴峻得多。如果國際社會不通力合作，局部國家或地區的饑荒現象將蔓延開來。對目前這種局勢的到來，我們未曾形成共識。
幾年前，劍橋大學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一個理論傳播很廣，說大饑荒的出現總是由人禍引起，而非天災導致。一般而論，這個觀點是對的，但人們對這個觀點很容易發生誤解。從世界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技術水平看，世界農業向國際社會提供足夠消費的糧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忽視糧食供應的理由。人們所忽視的是，制度變革是一個慢變量，往往需要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人口變化和消費增長卻是一個快變量。實際情況是，還沒有等到制度調整好，糧食供應就發生了問題，危機就不可避免了。
世界糧食供應問題主要發生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在一些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和一些西歐小國，它們的貿易優勢使它們有能力換回需要進口的糧食，國內糧食供求得以平衡。但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盡管在政治上有一紙民主憲法，社會結構卻是部落化的，統治階級依靠壟斷少數幾個經濟部門過著一種紙醉金迷的生活，現代性因素的注入并沒有繁榮農業，也沒有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福利。西方大國的利益集團更關心攫取他們的資源，并沒有認真幫助他們改變社會結構。阿馬蒂亞·森講的制度變遷對它們太過遙遠，“人禍”的改變成了一個慢變量，人口自由增長卻在持續加快，關乎大眾生活的基本食品供應就沒有保障了。
在世界糧食供應緊張的大背景下，中國能夠保持自己的糧食供求基本平衡，得益于中國政府對糧食安全的持續警覺以及千方百計的努力，也仰賴中國社會所內涵的文明程度。比較而言，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我們的確發現自己有不少不該自我鄙薄的東西。
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農業續接了兩個奇跡。第一個奇跡在上世紀80年代發生，是土地承包制推行的貢獻。近10年中國人口增加了1億，城鎮人口增加了2億多，而實際脫離農業生產的人口增加了3億之上，農業的土地投入在減少，勞動投入也在大大減少，但我們的糧食生產卻穩中有增。這個奇跡一靠農業的專業化，二靠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根本上是靠資本投入的增長和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無庸置疑，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推動者的角色。中國農村經濟領域的商人不僅在促進農業專業化分工，也在傳播農業技術。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肯學文化，又勤奮吃苦，為世界所僅見。這些因素造就了中國農業在土地承包制效力式微的情況下發生了第二個奇跡。我作為農村經濟的研究者，也十分驚訝，仿佛一夢醒來，中國就出現了多個如300萬畝的土豆生產基地(甘肅)，500萬畝蔬菜基地(山東)，800萬畝的蘋果基地(陜西)以及數千萬畝的優質小麥基地。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農業問題，但不妨先肯定我們的一些成績。
我們在幾年前也以為中國的糧食供應短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幸虧一些信號引起了高層的警覺，致使政策得以調整。過去5年政府的農村工作的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在中國，糧食安全也不是嚇唬小孩的話，道理簡單，糾正土地浪費的制度變革是一個慢變量，農業技術進步也是一個慢變量，而消費增長是一個快變量。浪漫主義錯誤的根子是忽視變量的時間差。所以，計劃生育和耕地保護這兩個基本國策實在有必要。
多周期疊加，放大市場糧食價格波動
預測糧食價格變化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說誰總能預測正確，那他是神仙下凡。我們常常只能做出事后評價，而對未來充其量只能說個大略趨勢。
農業經濟有不同類型的周期。由經濟學的“蛛網模型”揭示，農產品的價格波動總要大于其他產品，但這種波動的幅度會受到庫存因素、政府稅收與價格政策因素以及金融投機等因素的影響。從現實看，每過幾年，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價格就要一起一伏，中國學者把這種情況形象地描述為“多了多了少了少”。這是“短周期”。
農業的“中周期”由馬克思描述過。在傳統農業條件下，農民常常以更多的生產來彌補價格下跌帶來的損失，價格容易長期低位運行；而在價格上升時期，傳統農民會表現出惜售農產品的行為，家庭庫存會增加，使市場有效供應受到抑制，價格容易持續長期高位運行。這種情形導致農業周期比一般的工業周期更長。這可以看做中周期。目前世界農業發展不平衡，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在落后國家廣泛存在，這種周期仍然在發生作用。中國糧食生產也受這種周期的影響。
農業的“長周期”與技術革命有關。本輪技術革命主要以信息技術進步為標志。對食品生產有重要影響的能源技術革命在關鍵點上沒有獲得突破，即冷聚變技術至今仍然是紙上談兵，以至石油價格上升壓力下人們開始開發生物能源，大量糧食等農作物成為燃料生產的原料。轉基因技術已經獲得突破，但因為人們顧忌食品安全問題，以至這項重要技術未能為大幅度增加糧食生產做出貢獻。因為信息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促進了人們觀念的轉變，從而推動了城市化的步伐，城鎮人口更快地增加，增加了對糧食的市場需求。
總體看，去年開始的國際糧食市場的大幅度漲價，是上述幾種周期疊加的結果。從近幾個月國際糧食價格上漲的幅度看，投機因素的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如果短期內能有關于今年糧食收成的好一點的消息，可以對投機因素發生抑制，糧價上漲的幅度會有所減弱。
國際市場糧食價格上漲猛烈，國內人士不免有些緊張，但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國內的食品供應，更沒有必要擔心我們國家會發生饑荒。有人說我們國家的一些糧食倉庫是空的，這算是事實，但不需要恐慌。國家糧庫的倉容超過了國家應該儲備的糧食，空一些也是正常現象。去年全國糧食產量超過了1萬億斤，人均占有糧食在750斤左右，只要其中的一半做口糧就夠了。退一萬步說，若口糧不夠了，儲備也緊張，國家完全可以減少工業原料糧來補充口糧，遠不至于到吃飯緊張的地步。目前全國非食品類工業用糧就夠2億人做口糧食用，而飼料用糧的數量更大。當然，從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看，我們糧食還不充裕，還需要提高糧食生產的能力，但我們要知道，這個需要遠高于保證中國人不餓肚子的底線標準。
過度壓制糧食價格上升弊大于利
未來一個時期，國際糧價將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維持高位運行，探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能夠帶來糧食生產更大幅度增長的生物技術革命還有待進一步突破，特別是安全控制技術的攻克還要假以時日。第二，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浪潮方興未艾，人口持續增長，對糧食的需求還會顯著增長。第三，新興工業化國家工資水平持續上升，對動物性食品的需求加速，并需要更多的糧食轉化為動物性食品。如拉美最大的9個經濟體近5年里GDP平均年增長6%，并導致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和消費能力的快速增長。第四，在關鍵性能源技術尚無突破的情況下，生物能源的開發將繼續下去，農產品作為工業原料的趨勢不可逆轉。美國去年年底通過的《2007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要求到2022年每年使用360億加侖的生物燃料。另一項研究表明，到2017年拉丁美洲生產的乙醇將達到目前產量的6倍。這些因素從需求和供應兩個方面影響糧食市場的平衡，促使糧食價格相對水平上升。
這一輪國際農產品價格上升是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發生的，這也決定了農產品價格不會在短期內回調。這次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特點，如前面所說，是世界在商品性食品消費需求和能源消費的提高，其背后的決定性因素是理論經濟學家所關注的“工資剛性”，即工資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變動趨勢。如果工資上升不能刺激能源和食品生產領域發生更深入的技術革命，從而導致這兩個領域的生產成本降低(表現為供給增加)，價格水平將難以降低。即使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供應顯著增加，在世界主要國家通貨膨脹政策的影響之下，價格水平也難回到幾年前的水平，而只是回到一個較低的“收入—食品支出比”，使居民的實際收入有所提高。
如果承認食品價格上升是經濟結構變動的反映，而不單單是宏觀經濟總量調節政策的失調，那就要避免強壓價格。價格壓制的結果會破壞市場對結構問題的修復機制，帶來經濟效益的損失。需要判斷在價格上升中投機作用起的作用，價格政策只要消除投機作用的影響就好了。還是要相信市場。只要政府限制市場的投機因素，避免出現價格恐慌，市場關系不被扭曲，新的供求平衡一定會建立起來。
如果強力打壓食品價格，事實上補貼了農民以外的社會集團，還增加了他們對食品的過度需求，抑制了生產的擴張，最終會產生憑票證供應食品的情形，而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福利損失是人們都不愿意看到的。
全世界都要反省農業政策和國際援助政策
盡管早有經濟學家對世界農業政策的消極方面提出過警告，但始終沒有引起世界主要國家的政府方面的重視。近幾十年來，國際農業政策的主要弊端是：第一，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始終沒有重要突破，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資源在世界范圍里的合理配置。第二，農業技術推廣受到不合時宜的專利保護制度的阻礙。第三，農業補貼政策存在嚴重缺陷。在一些國家，政策傾向看起來是“養農民”，但在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下，農民沒有得到好處，而農業效率卻下降了。價格補貼政策降低了城市居民的食品購買成本，產生了巨大的食品浪費。
據最近披露的一項資料，英國家庭垃圾中四成為食物垃圾，而且蔬菜水果浪費現象極為嚴重。以蘋果為例，每天440萬個蘋果被扔進英國百姓的垃圾桶，大約相當于一年浪費17.9萬噸蘋果。英國家庭蘋果年買入量為60萬噸，其中浪費量占近1/3。英國的食品浪費數量相當于非洲糧食進口開支的一半。這種情形的發生，還是與英國國內的食品價格相對低廉有關。進一步說，與歐盟的農業政策有關。2005年我曾訪問一個英國農場，農場主告訴我，他的農場(1000英畝)連續數年沒有交過1分錢的稅，而前一年從歐盟獲得補貼達6萬英鎊，當時約合90萬人民幣。我們還要知道，除了這樣的補貼，歐盟還有其他種種支農補貼。2003年，當時的歐盟15國平均每個農業家庭的政府農業支出在2萬美元左右。
我們看到當今世界的一個奇怪現象，一方面是許多國家農業生產資源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國家沒有能力購買自己需要的糧食。例如，近幾年歐盟擴大以后，通過自己的“配額”政策，明顯限制了幾個新加入歐盟的國家的農業生產，迫使一些農民轉業，大量土地未能投入耕種。南北美洲國家也有大量土地閑置。其實在一些接受糧食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生產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國際援助機構未能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使它們嚴重依賴國際援助，喪失了參與國際分工獲取利益的能力。
中國政治家提出的“發展權”和“生存權”這兩個人權概念很有意義。從根本上說，解決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必須保障他們的這兩個基本權利。但是，這兩個權利不是憑空產生的，需要經濟改革做基礎，也需要適當的政治改革做保障。我認為，中國農業發展先后出現兩個“奇跡”的背后的制度變革值得世界借鑒。當然，中國的經驗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中國元素在短期內別的國家很難學到手；中國還有自己的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但世界政治領袖總要認真反思，要懂得一個基本道理：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僅要給它們一紙民主政治憲法，更要幫助它們改變社會結構，使它們的社會產生出對民主政治的真實需求。也許如同中國一樣，在更大的政治改革之前，它們也有發展市場經濟的某種空間，國際文明力量應該著手幫助它們開辟這個空間。這也許是解決世界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南方都市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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