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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家鄉的代表在談家楨先生百歲華誕慶典大會上致辭。（本報記者 沈朝暉 攝）
本報訊（記者沈朝暉 通訊員施 英）我國遺傳學泰斗、寧波籍中科院院士談家楨迎來百歲華誕。昨天，復旦大學舉行談家楨百歲華誕慶典暨遺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向談老發來賀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樹聲，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教育部部長陳竺，上海市領導，海內外遺傳學專家和談老的弟子等各界代表參加慶典活動。市委常委、副市長余紅藝代表前往祝壽并在慶典大會上致辭。
談家楨院士是寧波籍院士中繼貝時璋后的第二位百歲壽星。他1909年9月15日出生于今江北區慈城鎮，是我國遺傳學奠基人。談家楨1937年留學回國，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基因”兩字就是由他翻譯而來的。他先后在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歷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遺傳研究所主任、副校長、生命科學院院長等職。談老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歷經坎坷艱苦，堅持科學真理，為我國乃至世界遺傳學科研與教學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組建了第一個生命科學院，為遺傳學研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1980年，談老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院士）。他還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意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余紅藝在致辭中說，談老是甬籍94位院士中的杰出代表，家鄉人民不僅為談老所取得的成就倍感驕傲，同時也為談老始終心系故土，關心和支持家鄉的赤子情懷深深感動。她表示，我們一定會秉承和發揚談老“熱愛祖國，堅持真理，追求科學，敢為人先”的崇高精神和優秀美德，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把家鄉寧波建成富裕、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
談老資料照片。（施英攝于2005年12月）
談老與夫人邱蘊芳醫生合影。（施英攝于2005年12月）
談老資料照片。（攝于1995年）
談老98歲生日照片。（攝于2006年9月15日）
談家楨院士簡介
談家楨是杰出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我國遺傳學奠基人。1932年，談家楨獲北京燕京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34年，應現代遺傳學創始人——摩爾根的邀請，到美國摩爾根實驗室留學，在遺傳學家杜布贊斯基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哲學博士學位。
1937年，他拒絕導師的盛情挽留回到祖國，應竺可楨校長之邀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理學院院長。1945—1946年間，他應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赴美做客座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后又任遺傳研究所主任、副校長、生命科學院院長、校長顧問等職。他還曾擔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
談家楨從事遺傳學教學和研究逾70年，先后發表了百余篇研究論文和學術論述方面的文章，主要匯集在《談家楨論文選》(1987年，科學出版社)和《談家楨文選》(1992年，浙江科技出版社)中。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關瓢蟲、果蠅、獼猴、人體、植物等的細胞遺傳、群體遺傳、輻射遺傳、毒理遺傳、分子遺傳以及遺傳工程等。特別是在果蠅種群間的演變和異色瓢蟲色斑遺傳變異研究領域有開創性的成就，為奠定現代綜合進化理論提供了重要論據。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他發現了瓢蟲色斑遺傳的鑲嵌顯性現象，引起國際遺傳學界的巨大反響，認為是對經典遺傳學發展的一大貢獻。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組建了第一個生命科學院，為我國遺傳學研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談家楨在國際上享有崇高榮譽，1985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7年當選為意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99年當選為紐約科學院名譽終身院士。
1999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正式批準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542號小行星命名為“談家楨星”。
慈城小弄堂走出一位“犟小子”
在江北區慈城鎮直街糖坊弄，有一座兩層老式樓房，歷經100多年的風雨至今仍然屹立。1909年9月15日，談家楨就出生在這座房子的二樓，是談振鏞、楊梅英夫妻6個孩子中的第三個。
慈城歷來是一個鐘靈毓秀、人文薈萃、賢哲輩出的江南古鎮。在這樣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熏陶下，幼年的談家楨機靈、好動，對周圍的事物充滿著好奇心。慈城旁邊的小山、田野里到處留下他的足跡。他會爬上樹去捉知了，看它怎么唱歌，也會長時間趴在地上看螞蟻搬家，有時爬到高高的樹上，就呆坐在樹杈上看著青山綠水，聽著蟬鳴鳥叫。晚年的談家楨在回憶童年時說：“那時，神奇的大自然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我后來選擇生物專業有很大關系。”
粗通文墨的父親談振鏞曾是一名雜貨鋪學徒工，后來在親戚幫助下到郵局里當一名小職員，母親楊梅英沒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勞刻苦，對聰明的談家楨愛護有加，他們都很重視子女的教育。6歲那年，談家楨在當地上私塾，老塾師為他們講《千家詩》，教他們練書法。幼年談家楨的記性特別好，很多課文都是過目成誦，而且會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所以很得老先生的喜愛。
一次，老先生教他們學王維的古詩《鳥鳴澗》，當先生搖頭晃腦念出“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四句詩時，談家楨小腦袋瓜中浮現出慈城滿街的桂花樹和小河上漂浮著的金黃色桂花來，覺得詩的意境與他觀察到的大自然不一樣，于是就站起來說：“先生，不對的，桂花是被風吹落的。還有，夜里小鳥都睡著了，月亮出來哪里會叫？”小小年紀提出這樣的問題，驚得老先生一下子愣住了。
這件事很快傳到了談家楨父母的耳中，深明大義的父母并沒有責怪自家兒子對老先生的“大不敬”，倒覺得這孩子非同一般，可不能耽誤他的功課。不久，父母把他送進了教會辦的道本小學。1921年小學畢業后，為了讓談家楨學好英語，父親又把他送進了教會辦的寧波斐迪中學（今寧波四中）。
教會學校把《圣經》列為重點課程，課上要熟練地用英語背誦《新約》與《舊約》，每天早晨還要作祈禱。對此，談家楨一點都不感興趣，尤其是《圣經》中《創世說》宣揚“人是上帝創造的”，他覺得完全不能接受。雖然不喜歡這所學校，但談家楨在學習上還是很認真，他也熟讀《圣經》，還到教堂去做禮拜，以便提高外語聽力和表達能力。就是在那時，他開始思索起生命起源的問題。談老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說：“那時，我常對著鏡子問自己：‘我是怎么變出來的？人又是從哪里來的？’這種帶著好奇心的企求認識自身的思想萌芽，每每誘發著我的想象。”
由于談家楨是斐迪中學為數極少的不信教的學生之一，因此，一些外籍教員常對他側目而視。有一天，一名外籍教員要談家楨回答：“人是誰創造的？”談家楨就是不肯按《圣經》所宣揚的那樣來回答，而是說：“究竟是上帝創造了人，還是人創造了上帝，我們還不清楚，這要由科學來回答。”教員聽了大為惱火，就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還報告了學監。結果，學校把本來準備獎給他的一筆獎學金取消了。同學們深為談家楨可惜，對他說：“你真傻，為什么不照《圣經》說的回答呢？像留聲機那樣重復一遍多方便！”談家楨說：“我不信上帝信科學，雖然我現在還不能正確回答這個問題，但我相信科學會找到令人信服的結論。”
倔強的談家楨頓時令同學們刮目相看。晚年時，談家楨談到這件事時曾對一名記者說：“你知道嗎？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強呀！”這名記者當時光聽語音以為是“倔強”的“強”字，抑或寧波話“祥”的讀音？結果他說：“不對！是倔強的‘強’字下再加個‘牛’。”對教會的頂撞，印證了談家楨小時比“倔強”更加“牛”的脾氣。
由于屢次與學校當局在這類問題上發生沖突，1925年，談家楨轉學到浙江湖州東吳第三中學高中部。1926年，談家楨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東吳三中，并被學校免試保送到蘇州東吳大學，并選擇了對自己一直有吸引力的生物學專業。
從慈城小弄堂里走出來的“犟小子”，自此走進了廣闊的遺傳學天地里。（本報記者 沈朝暉 通訊員 施英 采寫 整理）
追求科學真理不低頭
談家楨一生追求科學真理。他一直認為，追求真理使人獲得自由。而他的犟脾氣，使他在追求科技真理過程中，即使遇到多大的困難，甚至是政治迫害，他都絕不低頭。
從這次慶祝談家楨百歲華誕的紀念文章和弟子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談家楨對科學真理的不屈追求。據談老最早的學生之一，現為復旦大學教授的盛祖嘉回憶，談老到浙江大學任教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戰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學輾轉內遷。最后生物系遷到湄潭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唐家祠堂里。動蕩不定的生活，給研究和教學工作帶來異常的困難。談家楨和學生一起，進行果蠅和瓢蟲的野外采集和試驗研究，晚上在煤油燈下對著顯微鏡進行觀察。就在這樣艱苦6年時間里，談家楨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的一些代表性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完成的，同時也培養了以后在科研、教學上成績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1944年，談家楨在這座祠堂里研究發現了瓢蟲色斑變異的嵌鑲顯性現象。1945—1946年赴美做客座教授期間，他對嵌鑲顯性現象的規律作進一步的研究，并在1946年發表了“異色瓢蟲色斑遺傳中的嵌鑲顯性”的論文。這一成果引起國際遺傳學界的巨大反響，認為是豐富和發展了摩爾根遺傳學說。
在眾多談家楨學生的回憶文章中，記者看到這些學生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建國初期談老受到荒謬的“米丘林派”的壓制而不屈斗爭的描述。原來，在1948年8月，蘇聯有個叫李森科的農學家，作了一個所謂的《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一連串的政治術語充斥其中，卻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而后蘇聯宣布摩爾根的遺傳學為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反動生物學。并聲稱，遺傳學家信奉米丘林主義還是孟德爾－摩爾根主義，從本質上看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世界觀在生物學中的反映”。為此，蘇聯國內關閉了細胞遺傳學等有關實驗室，銷毀了有關教科書和文獻資料，在蘇聯的摩爾根派專家遭到了嚴重的迫害。談家楨當時正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國際遺傳學大會，并被推選為國際遺傳學會常務理事。他聽到這一消息后十分震驚。華東師范大學的馮之浚院士回憶說，此次會議以后，談家楨應邀前往美國作學術性訪問，美國科學界的許多老朋友都勸談家楨，蘇聯正把摩爾根學派往死里整，你是摩爾根的弟子，如果回到共產黨有望執政的中國去，沒好果子吃。還是干脆留在美國。但談家楨報效祖國的信念沒有動搖，1948年年底，他再次回到了中國。
回國后，談家楨仍執教于浙江大學，當時并沒有因他是摩爾根的弟子而受到排斥。但是，“李森科”風波并未就此結束。現為東南大學教授的高翼之回憶，1950年年初他在復旦上二年級時，蘇聯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副所長努日金來華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學說，指名要與談家楨討論“新舊遺傳學理論”等問題。努日金對談家楨說，你一定要從反動的遺傳圈子里跳出來，并宣稱“新舊遺傳學理論的一個根本不同點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來看問題”。談家楨當即回答：“我不能理解，科學與階級立場究竟有什么關系？”斷然拒絕轉投米丘林派。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談家楨來到上海復旦大學，擔任生物系主任。而那年年初，學習蘇聯模式的中國不可避免地在全國推行起李森科那套東西和批判摩爾根遺傳學說。同年秋天起，各大學停止教授摩爾根遺傳學，有關研究課題也被停止。談家楨在政治上、學術上受到極大壓力，身為生物系主任，卻不能教遺傳學。但他并不氣餒，雖被禁止教摩爾根遺傳學說，但也堅決不教“米丘林派”學說，他就堅持翻譯國外的遺傳學研究先進成果，教學生進化論課程。馮之浚院士在回憶中寫道：“那時，談老始終堅信科學終歸是科學，真理最終會愈辯愈明。”
這種局面，直到1956年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以后，才開始有了轉變。民盟上海市委會原副主任翁曙冠的文章說，會議是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根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的不同學派可以自由爭論”的精神召開的。由于有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求同存異”的會議宗旨，談家楨把幾年來壓在心里的話一股腦兒倒了出來，并就“遺傳的物質基礎”、“遺傳與環境間的關系”、“關于物種形成與遺傳機制”等問題作了專題發言。在幾天的會議中，他心情舒暢，歡欣鼓舞，覺得中國遺傳學的發展有了希望。為此他還舉杯暢飲，喝得酩酊大醉。
但這種學術環境沒能維持多久，此后的“反右”斗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談家楨幾次受到沖擊和批斗，說他是宣揚“龍生龍、鳳生鳳”資產階級血統論，幸得毛澤東幾次點名接見得到保護，然他的妻子傅曼蕓在1966年不堪折磨，含冤離世。即使如此，談家楨對黨的信念也沒有變，始終牢記著毛澤東幾次要他把遺傳學搞上去的指示。但是由于“四人幫”在上海的掌權者陽奉陰違，一直把談家楨作為“內控對象”，使他沒有資格參加學術活動。
在一份“談家楨先生重要活動年表”中，我們看到了談家楨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另一場荒唐的學術鬧劇作斗爭的故事。1972年，在海南召開了全國第二次遺傳學討論會，談家楨自然沒有資格參加。在這次會上，有人提出，既不相信米丘林，也不相信摩爾根，要相信中國的“農民科學家”，并要廣泛推廣“農民科學家”張泗洲用蓖麻和棉花雜交培育出“蓖麻棉”的經驗。更為荒唐的是，有人宣稱利用染料可以使后代棉花變成有色棉花苗。當時的“工宣隊”問談家楨是否相信。他想，一個屬棉錦葵科，一個屬大戟科，二者親緣關系如此遠，一般手段能進行遠緣雜交嗎？他只好說：“沒有親眼見到的東西，不敢妄加評論。”這樣，他便被安排到四川跟張泗洲“學習”，先后搞了二個月。他回到上海，又進行重復試驗，得不出這樣的結論。1975年，談家楨收到《植物學報》編輯部的信，說準備發表張泗洲《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搞遠緣雜交》的論文，并說張泗洲提出要同他一起署名。談家楨立即回信，含蓄地以“無功不受祿”的托辭拒絕了。
當“浩劫”過去，談家楨已是年近70歲且經歷過直腸癌的老人了。但他沒有灰心，“科學的春天”來臨后，談家楨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開始整頓研究，重建實驗室，親自主持制定科研規劃，帶領科研教學人員為搶回已失去的時間而努力工作。
情牽家鄉
步入老年的談老一直來精神矍鑠，身子硬朗。但幾年前他突感不適，健康狀況下降，此后就住進了上海華東醫院進行治療和調理。這次談老百歲華誕，來自家鄉的代表本想登門當面向他祝壽，但考慮到談老的健康原因，就沒有去打擾他，以免影響談老休息。
這次沒能見到談老，但今年1月18日下午記者隨市領導去拜訪談老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雖然談老已在病床上睡著了。那時，照料他的護士告訴我們，談老知道家鄉的領導要來后，整個上午都顯得很激動。午飯后，醫生為了讓他休息好，還是讓他按時入睡了。記者眼前的談老，雖然面容消瘦，但堅定從容的神情中，透出了一代科學大師的風范。
談老的夫人邱蘊芳醫生也是寧波人，是在1973年照料病中的談家楨時建立感情而成婚的。這次在復旦大學舉行的談老百歲華誕慶典中，談老的夫人聽到我們是家鄉的記者，就講起了談老的近況和他對家鄉的懷念之情。她說，談老以前無論說普通話還是上海話，包括給學生上課和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采訪，都帶著濃重的寧波口音，但現在他健康不好，已不能開口說話。“前幾天，我告訴他，大家要給他過百歲生日，問他高不高興。他拉緊我的手，點了點頭。我又跟他講，家鄉的代表也會來參加。我看到他的眼皮動了幾下，臉上露出了笑容。”談夫人說，談老始終忘不了自己是寧波人，對寧波發展很關心，報紙上有寧波的消息，他都仔細看。
近幾年，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協領導常去看望談老，也強烈感受到談老對家鄉的關切之情。市科協主席楊志達告訴記者，那時，談老思維敏捷，談笑風生。我們向談老介紹寧波的發展情況，特別是近年來的科技教育發展情況時，談老聽得特別仔細認真。得知寧波評上文明城市，建造跨海大橋，辦起寧波諾丁漢大學等，他都很高興。他曾說，跨海大橋造好后，上海到寧波只要3個小時，可惜自己老了，走不動了，不能親眼看看家鄉的巨大變化。還問起“寧波大學現在有生物系嗎？”當得知寧波大學有生命科學院時，談老一再叮囑：這個一定要辦好！要結合本地實際！講到寧波籍的院士數在全國各城市中居第一位時，談老更是開心地笑了。他還問起另一位百歲壽星貝時璋院士，他說：“我們是在浙江大學共過事的同事，又是寧波老鄉。抗日戰爭時跟竺可楨校長一起內遷到貴州湄潭小縣城時，我和貝先生一起逃難的。他人好，學問好，可惜好幾年沒碰面了。”對老友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我們告知他，貝老100多歲了，生活還能自理，身體很好。談老聽了以后很高興，并要我們見到貝老時一定要轉達他的問候。他還談起寧波諾丁漢大學，說寧波老鄉楊福家先生的功勞很大。
談老何嘗不是對家鄉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早在1985年，在創辦寧波大學初期，寧波市政府召開有關寧波大學籌建工作的座談會，年屆76歲的談老懷著對家鄉極大熱情前來參加會議，并發表了系統、精辟的講話，對寧波大學的辦學方向和學科建設提出了方向性、前瞻性意見。談老說：“現在世界面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面臨信息社會，人們認識到一個真理，就是人比物重要。這個時代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學科之間多方交叉，第二是知識的經濟壽命短了，在這樣的社會里，應該創辦新型的大學，以新的教育思想來培養一代新人。”他還明確提出：“寧波大學要辦一所新型的開放性的、教學和科研并重的綜合性大學，培養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21世紀的開拓、創造型人才。”談老在會上還接受了耿典華市長請他擔任寧波大學名譽校長的邀請。此后，他不斷為寧波大學的建設出謀劃策，推薦人才。
1989年9月，為了鼓勵家鄉浙江的學子報考生命領域專業，談老以自己的稿酬和積蓄設立了“談家楨生命科學獎學金”，此后他多次用稿費向獎學金捐資擴充基金。此基金亦獎勵浙江省參加全國生物學聯賽獲得一等獎的高中生及其指導老師，其間評獎標準略有不同，自1989年至今已有600多人獲獎。去年的獎金是每人2000元，雖然不多，但寄托著談家楨院士對故鄉學子勇攀生命科學高峰的期望。
2003年，談老雖然年事已高，還是欣然應邀擔任寧波經濟建設促進會的第四屆名譽會長，積極為家鄉發展獻計獻策。
談老對家鄉科技工作者也寄予厚望。2005年，談老向市科協負責人親手送出他寫的“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延年益壽，天下太平”四句話。他具體解釋說：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豐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學研究成果推進農業發展；安居樂業，則是要研究解決環境問題；延年益壽，當然是進行醫藥開發；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維護世界和平。他希望家鄉的科技工作者也能這樣，言談間對家鄉的關切之情溢于言表。
談老，您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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